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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还未结，两人合影的照片已端端正正地挂在了卧室的墙上。照片是普通彩色放大的，镶在木制的镜框里，看上去并不简陋。和她相比，新民的样子十分老气。
尽管照相前把胡子刮得青青的，但站在庆春身边仍然像她的大哥或者老师。其实他只比她大三岁。他们在学校同学一年，在队里共事五年，已经数度寒暑，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有了一种天然的默契。比如说他们一致反对照那种艺术婚纱照，倒不是为了省钱，只是觉得俗气。
庆春进家门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走进卧室，依然是迎面墙上这张合影的相片最先触目。相片下的桌子上，还摆了几盆盛放的杜鹃花，把相片的色彩衬得更加鲜艳。庆春那些一起长大的发小们第一次见到新民的时候总会悄悄在她耳边说：“这是你男朋友吗？哟，真不配你，准是特有才吧？”是的，论长相，新民属于一般又一般的，老气横秋且不修边幅。而庆春无论在中学还是在警院，都是公认的枝花。
虽说岁月无情，可毕业这么多年了，除了举手投足增加了些成熟和老练外，她脸上既不擦油也不打粉，却怎么也老不下来。
也许就因为这张永远年轻的脸，和这股子新添的成熟气质，这两年她的疯狂追求者，不计其数。可包括才貌双全的李春强在内，都不敌一个其貌不扬的胡新民。
是胡新民的稳重老到，和他的沉默无为，攻破了庆春的防线。她想要的正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不显山露水的男人。
进屋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李春强送的结婚礼物。拆开外面的闪光纸，那小盒子里装着的，是一只纯金的小牛。她是属牛的，今年是本命年。她把小金牛从盒子里掀起来，发现底座上还贴着商店的价签——2800元。庆春深深吸了口气，胸口怦怦直跳。
2800元，这对李春强来说，不是个小数字。送这么贵重的结婚礼物，似乎已经不是一般同事之所为，庆春说不清心里是感动还是不安。
直到今天，庆春还没能找到结婚成家的感觉。她的下意识里，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当她想到明天，当结婚的一切手续和仪式都结束的时候，新民就要搬进来，她的自由的单身女孩的生活，就要永远地结束了，就像旧时代的妇女盘起头发，标志着不再年轻，让人不免生出几分失落和伤感。
她全身松懈地躺在床上，慢慢地解着衣服扣子，又感到了不可抵抗的疲倦。她想，终归还是该有个家了，每个女人都如此，迟早要痛别自己的青春！
趁现在她还是一个人，还可以无所忌惮地在房间里脱掉全部衣服，光着全身走来走去。她端详着镜子中自己的躯体，俏挺的胸脯和扁平的小腹，细而有力的腰部，几乎和中学毕业时没有差别。她依然像少年时那样光着脚，不理会地面的冰凉，走进卫生间。她把热水器的火力调得很大，任凭滚烫的热水自上而下长时间地冲淋。
头脑在热水的包围中处在一种麻痹的状态，几乎昏昏欲睡。她没有计算这样一动不动地冲了多久，直到父亲的敲门声将她惊醒。
“你们队里打电话来，让你马上回单位。”父亲隔着门喊她。
家里的电话是装在父亲那个单元里的，因为他全天都在家。
“你不用着急，他们说呆会儿来车接你。”
尽管父亲这样说，庆春还是匆匆擦干头发。她猜不出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非要接她回去。是不是有什么材料锁在她的抽屉里马上要用？她想不起来。
她刚刚穿好衣服，车就来了。开车来的是大个子杜长发，拖着刚刚烫伤的左脚一瘸一拐。庆春上了车才问：“什么事找我？”
杜长发支吾了一下，说：“新民、新民出了点事。”
庆春倏一下紧张起来，“新民出什么事啦？”
“你别着急，没那么严重。刚才六里桥派出所来了个电话，新民受了点伤，让他们送到医院去了。”
从杜长发的口气上看，新民没有什么大事，但庆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他们赶到医院以后庆春才知道，情况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新民身中两枪，其中一枪击穿肺叶。派出所是接到群众的报告才在六里桥附近的一个仓库的门口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直到庆春赶到医院时还未醒来。闻讯赶来的人还都守候在急救室的门外。
庆春完全无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她甚至已经无法正常地思维和平静地呼吸。
处里和队里都来了很多人，她被无数同情的目光包围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明天结婚！这就使得新民的意外变成了两人共同的悲剧。
处长马占福也已经先于她到了医院，正在面色沉重地与医生商量。新民的父母和妹妹也被接来了，在哭泣中等待亲人苏醒。
李春强没有来，他带着人去六里桥现场了。那个穿西服提公文箱的毒贩开枪打倒新民之后不知去向。他是怎么把新民引到那个偏僻的仓库去的，看来只有等新民醒来才能知道。
庆春也想哭，但看到新民的母亲和妹妹止不住的欷殻В腿滔铝恕４蠹叶嘉ё拍嵌园簿膊幌吕吹哪概酶髦职哺У难杂锟砦克恰６托旅竦母盖鬃谝黄穑妥磐纺挥铮挥腥松侠窗参克Ｒ残砣嗣窃谙乱馐独锇阉驳背闪四腥恕Ｒ桓龅绷撕眉改晷叹呐耍Ω糜凶藕湍腥艘谎嵊驳男模�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叫了新民的父亲，处长，还叫了她，一起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并没有——问他们谁是谁，甚至也没有请大家坐下来，便笼统地问：“单位领导和家属都来了吧？”没等回答又接下去说：“病人的心脏已经停跳了，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抢救。我们想把情况和你们说一下，你们也要早点商量，应该准备准备了。”医生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在这屋里只有庆春是女人，她第一个哭出来了。她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坍塌下来。
之后所有的协商和安排都是在马处长和新民的父亲之间进行的。庆春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新民的床前，也记不得她最后又向新民哭诉了些什么。接下来她又被人带到医生的办公室里，新民的父亲和处长都在。李春强也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新民的父亲递给她一张表格，用充满慈祥的声音说：“庆春，这个字，就由你来签吧。”
清晨他们离开医院时，庆春没有回家，她陪着新民的父母去了新民家。她想这是她最后应尽的媳妇的义务。和新民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克服悲痛的最好方法。同时，她也需要躲避开他们那间已经布置得一切就绪的新房。说不定父亲现在刚刚起床，开始替那间新房里的花浇水了。这是他每天照例要做的事情。她想也许该打个电话告诉父亲，那些花的香气和艳丽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让它们随着这间新房的主人一起凋谢了吧！
二
接下来的几天，几乎全是办理新民的后事。庆春的悲痛已渐渐被麻木代替。新民的办公桌先是由队里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关的材料及属于公家的物品取走。
剩下私人的物品队里叫庆春来清理，庆春拒绝了。她和新民毕竟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法律上她无权以家属名义清理遗物。于是队里就通知新民的父亲来了。但是李春强把新民留在办公桌里的几封信交给了庆春。这都是前两年庆春出差时写给他的。
李春强同时给她的，还有从新民的皮夹里找到的两张去杭州的火车票。“要我找人帮你退掉吗？还能退。”他问。
庆春拿过那两张票，摇摇头。这是她和新民最后的纪念，怎么能退呢。她把那两张票还有一张她本人在新民追悼会上和烈士遗像骨灰的合影，仔细地收藏起来。
她在那西洋楼对面蹲守的时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经冲洗出来了，最后几张就是杀害新民的那个穿西服的嫌疑人。处里从中选出一张面目相对清楚些的，印到通缉令上发出去了。毕竟罪犯没有抓住，新民的牺牲因此缺少了壮烈而完整的色彩，无法像当年甘雷、崔大庆那样热闹地公开宣传。所以开完了追悼会，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顿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到此为止算是正式结束了。胡新民的名字也开始慢慢消失。新民的父母取走了儿子的烈士证书、追悼会上的签名簿和写着“献爱心、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