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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后，开枝散叶似乎有了希望。我们的生活不再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有天吃早餐时，艾米从烤面包上抬起头说“我停用避孕药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她的避孕药停用了三个月，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们搬到密苏里州后不久，她便约好了医生为我们采取相关医疗措施。只要动手开了个头，艾米可不喜欢拖拖拉拉，“要告诉医生，我们已经试孕一年了”，她说道，而我竟然傻乎乎地同意了。那时我们已经罕有肌肤之亲，但两个人仍然觉得该要个孩子，要宝宝是理所当然的嘛。
“你也必须出力，到时候你必须献出精子。”在开车驶往圣路易斯的途中，她开口说道。
“我知道，你讲话为什么要用这种腔调？”
“我只是觉得到时候你只怕不肯屈尊，你这人通身都是傲气，自我意识又强烈。”
我身上确实交织着自傲和自我两种特质，相当让人讨厌，但在生育医学中心，我却尽职尽责地钻进了那个奇怪的小房间。该房间专门用于自慰，此前已有数百个男人进去过，为的只是打打手枪放上一炮，敞开“水龙”灌注精液之海（有时候，我会把俏皮话当作自慰的武器）。
房间里放着一张裹有塑料套的扶手椅、一台电视和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五花八门的色情读物和一盒盒纸巾。从书中女子身上各处的毛发看来（没错，是上下两处毛发），那些色情读物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货色，也并未色情到十分露骨的地步（从这一点又可以引申出一篇妙文：谁来挑选生育医学中心使用的色情读物呢？谁来决定哪些读物可以让男人们把事办了，又不会让屋外的一众女人蒙羞呢——屋外可有一位位女护士、女医生，还有内分泌紊乱却又满怀希望的妻子）。
那间屋子我前后去了三趟（生育中心想要多备几份精液），可是艾米却压根儿没有采取行动。她本该开始服药，但她就是一拖再拖，死活没有服药，将要身怀六甲的人是她，宝宝会在她的身体里孕育，因此我忍了几个月不去催她，私下里留心着瓶里的药有没有变少。一个冬日的夜晚，几瓶啤酒下肚以后，我迈开步子嘎吱嘎吱地踏着家里的楼梯，脱下沾雪的衣服，蜷到床上躺在艾米的身边，把脸颊凑近她的肩膀，呼吸着她的气息，用她的肌肤暖着我的鼻尖，低声把话说出了口：“艾米，我们生个孩子吧，我们生个孩子吧。”但她居然一口拒绝了我。我原本以为她好歹会有几分担心紧张，几分战战兢兢，嘴上说：“尼克，我会是个好妈妈吗？”结果她却干净利落地吐出了一声冷冰冰的“不行！”。那句话说得波澜不惊，听上去没什么大不了，却也没有转圜的余地，她只是对此事失去了兴趣而已。“因为我发现重活累活全都会落到我的头上，”她讲出了道理，“尿布啦、约医生啦、管孩子啦，到时候都会是我来干，你不过时不时露个脸，当个讨人喜欢的爸爸。我得挑起担子好好教育他们成人，你却会给我拆台，到头来孩子们打心眼里亲近你，却打心眼里讨厌我。”
我告诉艾米她这番话并非事实，但她不信，我又告诉她我不仅仅是想要一个孩子，我还需要一个孩子，因为我必须知道我可以倾尽所有去爱一个人；我可以让这个小生命感觉永远会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向他敞开，无论前路将有多少风雨；我可以成为一个跟我爸爸不一样的父亲，我可以养育出一个跟我不一样的小小男子汉。
为此，我恳求艾米，她却不为所动。
一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是诊所的通知：如果该诊所没有收到艾米与我的消息，就会把我的精液处理掉。我把那封信堂而皇之地摆在餐桌上，算是公开向艾米开火，三天后却看见那封信躺在了垃圾箱里，那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就这个话题过招。
当时我跟安迪已经偷偷交往了几个月，因此没有资格觉得失望，但这仍然挡不住我的心痛，也挡不住我做白日梦：我还梦想着我和艾米会有个宝贝儿子呢，我已经一心迷上了他，而且艾米和我生出的一定是个格外出众的宝贝。
那几只提线木偶正用一双双带有戒意的黑眼睛打量着我，我从自家的窗户望出去，一眼看见屋外挤满了新闻车，然后我迎着温暖的夜色踏出了门：是时候出门逛逛啦。说不定有个小报记者偷偷地跟在了我身后，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压根儿不在乎。我穿过小区，沿着“河间大道”走了四十五分钟，然后上了高速公路——这条公路正好从迦太基的中央拦腰穿过。这一段路到处是滚滚的声浪和烟雾，我足足走了半个小时，途中经过不少汽车经销店，看见店里的卡车摆放得好似一道道诱人的甜点，还经过不少连锁快餐店、酒品店、便利超市和加油站，一直走到通向市中心的出口匝道，整段路上连一个步行的人也没有遇到，只有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中露出一个个隐约的身影。
此时已近午夜，路过“酒吧”时我动了心想要进去，可惜里面的人潮让我望而却步，眼下“酒吧”里必定待着一两个记者吧，反正我这样的记者就会这么干。话虽这么说，我心里又确实想去某家酒吧里逛一逛，融进人堆中间找找乐子，出口闷气。于是我又迈开步子走了十五分钟，到了市中心另一头的一间酒吧，那间酒吧比“酒吧”便宜些，吵一些，也朝气活泼一些，周六晚上总能在卫生间里看见人们呕吐物。跟安迪玩作一处的家伙就会光顾那家酒吧，也许还会拖上安迪一起去寻开心呢，要是能在酒吧里撞上安迪，那就算是我鸿运当头，至少能远远地从屋子另一端细细揣摩她的心情；如果她不在酒吧里，那我至少还能喝上一杯。
我把酒吧搜了个遍，没有看见安迪的身影。尽管我戴着一顶棒球帽盖住了半边脸，一路穿过酒客群时却还是撞上了好几次心惊的时刻，有人猛地扭头对着我，瞪大眼睛想要看个究竟：“是那个家伙！对吧？”
此时正值七月中旬，我说不好自己到十月的时候会不会成了穷凶极恶的化身，被一些没品位的家伙用来当万圣节装扮的角色：他们会披上一团金发，在胳肢窝下夹上一本《小魔女艾米》。据玛戈说，她已经接到好几个人电话询问“酒吧”是否发售相关的正版 T恤（“酒吧”并不发售相关的正版T恤，谢天谢地）。
我找了个座位，又找酒保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保的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他定定地凝视了我很长时间，看上去正在寻思是否要给我酒喝，最后才不情不愿地在我面前放下了一个平底小玻璃杯，鼻翼还跟着扇了一扇。我掏出钱包，他充满戒意地伸出一只手拦住我，“我不想要你的钱，请自己留着吧。”
我没有理睬他，还是扔下了几张现钞，那家伙说的真是混账话。
我招呼他再上一杯酒，他却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摇了摇头，又朝着正跟他聊天的女人斜过身子，片刻后她装作正在伸懒腰，暗自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一边合上嘴一边点点头，意思是说“就是他，尼克·邓恩”，于是酒保再也没有现身。
这种时候不能呼天抢地，也不能采取铁血手段骂一句：“嘿，傻瓜，你到底要不要给我上杯酒？”人们既然已经把你当作混账，你可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长了一双识人的慧眼。在这种关头只能乖乖忍气吞声，但我并不打算起身走人，而是对着面前的空玻璃杯坐着，假装正在苦苦地思索。我先查了查一次性手机，以防安迪打过电话——她并没有打过；随后我又拿出自己的手机玩了一会儿单人纸牌，假装玩得全神贯注。这事该怪到我太太的头上，是她害得我在自己的家乡都没法喝上一杯。上帝呀，我真是打心眼里恨她。
“你刚才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吗？”
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女孩，年龄跟安迪差不多，是个亚洲人，长着一头及肩的黑发和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
“您说什么？”
“你刚才喝的是什么酒，苏格兰威士忌吗？”
“是呀，没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