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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读书不方便，只好胡思乱想。想得较多的还是跟作家和作品有关的事。这些事以前也想过，思考的结果便是几则“随想”。
我说过：只有作家知道自己创作的甘苦。多少年来我一直用作品换取稿费养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间我因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种种惩罚，给逼着写了检讨文章承认自己“用软刀子杀人”。这一切似乎说明作品属于作家个人：版权所有，文责自负。
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上我低头认罪，承认《激流三部曲》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会后回到“牛棚”我还得写“认罪书”或“思想汇报”。写造反派要的大路货并不难，可是写完后交了出去，我却怀疑起来：难道作品真是作家个人的私产，可以由他 ① 信口胡说？难道读者不是“各取所需”，谁又能否定他们 ② 的聪明才智？
我写过不少的“认罪书”，承认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今天“深刻地”分析起来，也无非想把自己表现得无耻可笑，争取早日过关而已。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骂自己，什么也写不出，不仅只讲假话，而且真假不分，习以为常。在批斗会上看够了造反派的表演，听够了他们的歪理，给逼得无路可走，丑态百出，会后交出“认罪书”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反而感到轻松，以为又过了一关。只有午夜梦回，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对批判者的那些“永远正确”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给批来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学会了一面用假话骗人、一面用“独立思考”考虑任何问题。
十四卷“邪书”决不是我的私产，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做“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小说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阅读这两部小说，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小说，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一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关于《复活》（1）
病中，有时我感到寂寞，无法排遣，只好求救于书本。可是捧着书总觉得十分沉重，勉强念了一页就疲乏不堪，一本《托尔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还不到一半。书是法国世界语者维克多·勒布朗写的。这是作者的回忆录。作者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书。一九○○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托尔斯泰的时候，才只十八岁，在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过信。在这里他见到那个比他年长四十岁的狂热的女信徒玛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带他到村子里去看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晚饭很快地吃完了，我们走进隔壁的小房间。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干净，桌上竖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画的。
靠墙放着一张小床，收拾得整整齐齐。
“你看，他们把《复活》弄成什么样了！”她说，拿给我莫斯科的新版本，书中夹满了写了字的纸条。“审查删掉四百九十处。有几章完全给删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说：“我们在《田地》上读到的《复活》就是这样！”
她说：“不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国外没有一个地方发表《复活》时不给删削。英国人删去所谓‘骇人听闻’的地方；法国人删去反对兵役的地方；德国人除了这一点外还删掉反对德皇的地方。除了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没有一个忠实的版本！”
我说：“可惜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倒想把那些删掉的地方全抄下来。”
她说：“啊，我会寄给你。把你的通讯处留给我。我已经改好了十本。以后我会陆续寄新的给你。”
引文就到这里为止。短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一些想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住了几个月，有时间读书，也喜欢读书。我读过几本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五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并未模糊，我把它们写下来。手边没有别的书，要是回忆错了，以后更正。
托尔斯泰晚年笃信宗教，甚至把写小说看成罪恶，他认为写农民识字课本和宣传宗教的小册子比写小说更有意义。他创作《复活》是为了帮助高加索的托尔斯泰信徒“灵魂战士”移民到加拿大。过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灵魂战士”（或译为“非灵派教徒”）是其中之一，他们因信仰托尔斯泰的主张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后来经过国际舆论呼吁，他们得到许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费不够，难于成行。于是有人向托尔斯泰建议，书店老板也来接洽，要他写一部长篇小说用稿费支援他的信徒。老人过去有过写《复活》的打算，后来因为对艺术的看法有了改变，搁下了。这时为了帮助别人就答应下来。书店老板还建议在世界各大报刊上面同时连载小说的译文。事情谈妥，书店老板预付了稿费，“灵魂战士”顺利地动身去加拿大，托尔斯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据说老人每天去法院、监狱访问，做调查。小说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败，聂赫留朵夫公爵的见闻都来自现实的生活。
小说一八九九年三月起在《田地》上连载，接着陆续分册出版。《田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有图片的周报。每月还赠送文学和通俗科学的附刊。《复活》发表前要送审查机关审查，正如席米特所说，删削的地方很多，连英、法、德等国发表的译文也不完全，只有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但它们无法在帝俄境内公开发卖，人们只能设法偷偷带进俄国。
契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热心的信徒（他原先是一个有钱的贵族军官），据说老人晚年很相信他，有些著作的出版权都交给了他。
维·勒布朗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拿着老人的介绍信，去匈牙利拜访杜先·玛科维次基医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岁，可是他们一见面就熟起来，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书中写道：
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尔斯泰家中为止，多少年来从不间断地从匈牙利寄给我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售的《自由言论》出版物，包封得很严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帮助，靠了玛利雅·席米特的帮助，可恶的沙皇书报审查制度终于给打败了。
我不再翻译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尔斯泰评传》作者、苏联贝奇科夫的话：“全书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歪曲而发表出来的总共不过二十五章。描写监狱教堂祈祷仪式和聂赫留朵夫探访托波罗夫情形的三章被整个删去。在其他章里删去了在思想方面至关重要的各节。小说整个第三部特别遭殃。第五章里删去了一切讲到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的态度的地方。第十八章里删去了克里尔左夫讲述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话。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吴钧燮译）
以上的引文、回忆和叙述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像托尔斯泰那样大作家的作品，像《复活》那样的不朽名著，都曾经被审查官删削得不像样子。这在当时是寻常的事情，《复活》还受到各国审查制度的“围剿”。但是任何一位审查官也没有能够改变作品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