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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1）
陈仲贤先生把他写的访问记的剪报寄给我，我读了两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编译室”楼上的学习，北京某招待所楼下的长谈，我都还记得。我不把他看做一个记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读他的文章，我感到亲切。不过他同我接触不够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随便谈一两件，例如我和其他几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为了实现“四人帮”“砸烂作家协会”的阴谋；另一方面又做给人们看：对我这个人他们也落实政策，让我有工作做。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这之前我们在巨鹿路作家协会旧址学习。作协的名称已经取消，合并到“文化系统四连”里，当时常有小道消息说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许会放我回家，因为我已年过七十，“文革”以前我并不在作协上班，也未拿过工资，我又无一技之长，只有一点虚名，“文革”期间连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说我是一只“死老虎”，毫无用处。没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学习，那位工宣队出身的四连党支部书记在门口看见我，叫我跟他到楼下东厅里去。两年前也是在这里，他向我宣布“市的领导”决定，将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处理，不戴帽子”。这是“四人帮”的语言，说“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顶你自己看不见的帽子。没有文件，他只是翻开一个笔记本念出几句话。我没有抗议，也没有质问，当时我仍然听话，我想到“文革”前开了头的《处女地》的改译本，就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点翻译工作吧。”支部书记不曾回答，但是过两天他在学习会上向群众宣布关于我的决定时，就加了一句：“做翻译工作。”我想：“也好。”从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处女地》躲在楼上小屋里工作。全书译完了，支部书记也没有查问过一句。这次到东厅他坐下，仍然没有文件，连笔记本也不拿出来，只是口头宣布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报到。我仍然没有抗议，不过我要求单位写封介绍信说明我年老多病的情况。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组织处报到，又给派去“编译室”，“编译室”是出版翻译图书的，当时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从作协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艺编辑室，我一个人却给派到“编译室”，这意味着把我赶出了文艺界。
拿着组织处的通知回到家里，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忆了过去几年间的事情。对“四人帮”及其招牌口号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过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当做自己应得的惩罚。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第二天我去“编译室”报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见我的是一位管业务的负责人。我便向他说明我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参加学习，一个星期来两个半天。他起初想说服我参加工作，我坚持有病，他终于让步。我就这样进了“编译室”。和在“文化四连”一样，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单位参加学习，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听同志们“开无轨电车”，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到了必须表态的时候我也会鼓起勇气讲几句话，或者照抄报上言论，或者骂骂自己。但在这里我发言的机会不多。不像在作协或者文化干校“牛棚”，每次学习几乎每“人”都得开口，我拙于言辞，有时全场冷静，主持学习的人要我讲话，我讲了一段，就受到了围攻，几个小时的学习便很容易地“混”过去了。换一个人开头发言也一样受围攻，只要容易“混”过学习时间，大家似乎都高兴。到了“编译室”，学习时间里气氛不太紧张，发言也比较随便，但是我已经明白这样耗费时间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和陈仲贤先生就是在学习会上认识的，他到“编译室”比我迟几个月，他经常发言，容易引起人注意，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我觉得他是个不甘心讲假话的忠厚人。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曾同他交谈，当时多认识一个人，可能多一些麻烦，说不定旁边有人打小报告，也有可能对方就会把你出卖。多说一句话，也许会添一个罪名，增加别人揭发的材料。还有一些人小心谨慎，街上遇见熟人不是转身躲开，就是视若无睹。陈仲贤先生说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起初我只有崇拜和迷信，后来对偶像逐渐幻灭，看够了“军代表”、“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表演，我认识陈仲贤先生的时候，的确有些悲愤。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做真话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习惯于责骂自己、歌颂别人。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花言巧语给谁也增添不了光彩。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想忘记却永远忘不了。只有把心上的伤疤露出来，我才有可能得到一点安慰。所以我应当承认，我提倡讲真话还是为了自己。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2）
最近接到友人萧乾寄赠的《培尔·金特》，这是他翻译的易卜生的名剧。这名著我几十年前翻读过，毫无印象。这次看了电视录像，又匆匆地翻读了译本，感受却大不相同。我不想在这里谈剧本，我只说，我喜欢剧中的一句台词：“人—— 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说真话，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吧。
我和陈仲贤先生都离开了“编译室”，我说不清谁先谁后，只记得“砸烂”的作协分会复活，我也甩掉背上的包袱可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先后来采访过几次，他又回到本行做记者了。我们谈得很融洽，并无顾忌，不必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很健谈，但读他的报道又嫌他下笔谨慎。他多次表示要把三十年采访的经验写出来，我一再给他鼓励，我相信讲真话的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九月七日
谈版权
最近接到黎烈文夫人来信，谈起烈文对旧作的态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少年时期所写的小说，原名《舟中》，后来有人偷印，改名《保姆》。当年靳以在永安买到了，使烈文脸红，他不愿意人知道有这一本东西”国内有人想出版烈文的创作选集，所以雨田说：“不应该再将它重印。”
我同意她的意见。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成都读过《舟中》，觉得平平常常。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认识烈文，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他从未提过《舟中》，我编印丛书，他也不曾将这类旧稿交给我重印。人对待自己的作品应当严格，当时我自愧不如他，我比较随便。
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个：我的作品的盗版本最多，有的“选集”里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制止盗版和不征求同意的编选，我便亲自动手编印选集，不让人在我的脸上随意涂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关于我自己，我有两点意见：一、我不是文学家，我当时不过拿文学做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二、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最初不好意思拿稿费，我是这样想：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所以我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了一个朋友。以后书写多了，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嘛！”说到修改作品，拿《家》来说，自从一九三一和三二年小说在《时报》连载后，到一九八○年我一共改了八次。今后大概不会再改了。关于修改作品，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坚持作家有这个权利。我说过，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以后就不能修改。作家总想花更多的功夫把作品写得更好些。拿我来说，就是把武器磨得更锋利些。倘使改得不好，读者不满意，可以写文章批评，但是谁也不能禁止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规定以初版本为定本。
我敬佩烈文不提少作，我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