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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做报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起鼻子闻闻空气中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这样的作家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特产，别的国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是另一种行情。写文章不动自己的脑筋，却依照上级的指示下笔，其实这种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时候就见过，我父亲在广元县做知县的时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写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寿序”之类。后来民国成立了，我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姓郑的书记（当时的确称“书记”），我常常去事务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见我二叔交给他写应酬文章的任务，二叔怎么说，他就怎么写。在成都正通顺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于亡友李宗林市长的安排，我在我十几岁时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钟。李宗林同志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悲惨死去，与我有关的房屋大概已经拆光，半个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给我一叠他拍摄的照片，我只认出来一棵树和一口井。就在这个老家里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醉墨山房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У囊胖仁刮颐挥屑谴淼幕埃奈募镉屑钙瘛妒ナ倭场贰ⅰ缎炷咐钐巳耸傩颉氛庋奈恼拢际撬姹鹑诵吹幕蛘甙凑账纳霞兜囊庵拘吹淖髌罚业笔倍亮司推鸱锤校恢北Ａ糇≌庋恢窒敕ǎ何顺苑苟钭拧⑽顺苑苟次恼率呛懿恍业氖隆５业脑娌⒉皇且桓鲎骷摇Ｒ痪哦吣甏禾煳以诎屠杩夹葱∷担业钠裘衫鲜κ恰垛慊诼肌返淖髡呗Вㄋ螅业笔币惶旒复巫吖耐袂埃掖铀抢镅У降氖牵航舱婊埃沧约盒睦锏幕啊Ｗ罱乙灾泄骷业纳矸莘梦嗜毡荆毡九笥呀惶钙鹄矗医驳娜匀皇钦庋妇浠啊Ｈ毡九笥岩姨肝椅迨甑奈难睿业木楹芗虻ィ芷匠＃痪浠埃翰凰祷眩研慕桓琳摺！�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中国穷学生，我没有长官，也没有上级。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后我虽然伤痕遍体，但是我掏出来交给读者的仍然是那一颗燃烧的心，我只能写我自己心里的话，而且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讲出来的话。我从小就喜欢李商隐的一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人引用时把它改做“春蚕到死丝不断”，改得也好。在广元县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姐姐养蚕，我看见蚕茧在锅里煮着，还不断地吐出丝来，可见春蚕到死丝也不尽。七十年来这个景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次访问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现代化的客房里，我不开电视机，也不听音乐，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苦想，给每一天的活动作总结。我们对谈时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问题，他说在日本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可以放下笔隐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开玩笑，因为同我相熟的几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几岁，今天却仍然十分活跃。木下先生的一句话引起了我不少的回忆。在广岛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豪华旅馆里我写成第二篇讲话稿《我和文学》，回答了木下先生：我决不放下我的笔。这些时候我一直摆脱不掉锅里蚕茧的景象。我说：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但是到现在为止蚕只能吐自己的丝，即使是很有本领的现代化养蚕人吧，他也不见得能叫蚕替他吐丝。
现代科学正在迅猛发展，真是前程似锦！一个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一个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写作，不写自己心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位给机器人，这是可以断言的。
四月二十八日
怀念烈文（1）
好久，好久，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一则害怕麻烦，二则无法摆脱我那种“拖”的习惯。时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烧着我的心，我推开面前摊开的书，埋着头在抽屉里找寻什么，我找出了一份剪报，是一篇复印的文章。“黎烈文先生丧礼”这几个字迎面打在我的眼睛上，我痛了一阵子，但是我清醒了。这材料明明是我向别人要来的，我曾经想过我多么需要它，可是我让它毫无用处地在抽屉里睡上好几个月，仿佛完全忘了它。我也很可能让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给扔进字纸篓送到废品回收站，倘使不是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来。
我过去常说我这一生充满着矛盾，这还是在美化自己，其实我身上充满了缺点和惰性，我从小就会“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紧牙关跟自己斗争，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说写小说了。那么我怎么会在深夜找出这份关于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随想》里引用过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从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当初讲了这句话，我似乎感到轻松，回国以后它却不断地烧我的心。我作访日总结的时候并没有提起这样一个重大的收获，可是静下来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么、又拿出了什么；我是怎样交朋友、又怎样爱护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谴责，坐立不安。于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屉里的那份材料。
是这么一回事。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我偶然看到了这句话，我不同意这样随便地给别人戴帽子，我虽然多少知道一点黎的为人和他的情况，可是我手边没有材料可以说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来替他讲一句公道话，（那时他还活着，还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选集就紧张起来，仿佛又给揪到批判会上，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让台下的听众可以看到我的脸。这就是使我感到奇耻大辱的两种“示众法”。它们的确让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历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尝够戴帽子的滋味，对别人该不该戴帽子就不会漠不关心；自己身上给投掷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浊水。所以我的问题初步解决以后，有一次“奉命”写什么与鲁迅先生有关的材料，谈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说据我所知黎烈文并不是“反动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他是抗战胜利后就从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报馆当二三把手，不久由于得罪上级丢了官，就到台湾大学，课不多，课外仍然从事翻译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给我编在《译文丛书》里出版的。雨田也搞点翻译，偶尔写一两篇小说，我离开台北回上海后，烈文、雨田常有信来，到上海解放，我们之间音信才中断。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还从台北寄了一首挽诗来，大概是七绝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时”，语意十分明显。一九四七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