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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叫某国落后”，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干劲，有办法，有行动，说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这当然好。“歌德”也是这样。只要开的是准能兑现的支票，那就开吧，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兑不了现，那就叫做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的好，开多了会吃官司，名誉扫地，我二十多年前写文章喜欢引用“豪言壮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样的“豪言壮语”，别人就会说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还住在淮海坊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遇见进弄堂来磨刀的小贩，就把菜刀拿出来请他磨，她仍在厨房里等着，也不出去守住他，她说：“解放了，还会骗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见了，菜刀也没有了。半个月前有个亲戚在乡下买了一只母鸡晚上送到我家来，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杀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里用竹笼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儿和小外孙女在院子里散步，还看见树下竹笼里有一只鸡，我们都没有想到把鸡关到厨房里去。大概我们因为经常讨论“歌德”的问题，脑子里还有点“歌德”派的影响吧，我夜里做了一个没有“大汉轻轻叩门”的好梦，真正到了“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 “桃花源”。太好了！醒来时心情万分舒畅，走下楼，忽然听说鸡给人拿走了，我当然不相信，因为我还沉醉在“桃花源”的美梦中，可是鸡却不会回来了。给偷走了鸡，损失并不大，遗憾的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梦了。
梦的确是好梦，但梦醒之后，我反而感到了空虚。现在我才明白：还是少说空话、埋头实干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小骗子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当然报道、记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但也只是在内部演出，因为对于这个剧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坚决反对。有人说剧作者同情小骗子，有人说剧本丑化了干部。
我没有看过这个戏，当然没有发言权。我没有见过小骗子，不过在他还被人当做“高干子弟”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谈论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听说他给抓起来了以后，还说：“我惟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又听说他还说：“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还听说，有人同情小骗子，甚至表示将来开庭审判时愿意充当小骗子的辩护人。不用说，这些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骗子的人确实是有的。不过我却不曾听说有什么人同情受骗者，我只听见人批评他们“自作自受”。至于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这不是喜剧，这是悲剧，应当受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大家都是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是我运气不好，碰上了假货。”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写的一本戏《钦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有人今天还感到头痛。可是不幸得很，这位俄国作家的鞭子偏偏打在我们的身上。一定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反驳道：果戈理鞭挞的是俄罗斯封建社会，跟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跟我们“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他们说得对：毫不相干；而且时间隔了一百四十三年，当时的骗子和今天的骗子不会有类似之处。但奇怪得很，今天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跟果戈理时代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不是一样地为了私利？两个骗子差一点都把老婆骗到手了。不同的只是果戈理的骗子更聪明，他远走高飞，反而写信给朋友把受骗者嘲骂一番，而我们的小骗子却给关进了班房，等候判刑。即使是这样，小骗子也不是傻瓜，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一句：“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这句话使我想了好久。我不能不承认：倘使他真是某某人的儿子，那么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就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有人请他吃饭，有人请他看戏，有人把汽车借给他，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可以挑选美女做老婆，他可以给他未婚妻活动调工作，等等等等，不但都是理所当然，他甚至可以出国访问，可以享受其他的许许多多—— 一句话，作为小骗子的罪状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以容许的了。不会有人写报道或者编话剧，也不会因为话剧上演的问题发生争论了。事实上这样的事自古以来经常发生，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是为什么呢？
小骗子的一句话使我几个月睡不好觉。我老是想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生活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会高高兴兴地钻进了小骗子的圈套？我越想越苦恼，因为我不能不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非现代的东西，甚至还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谴责的东西。尽管三年来我们不断地说，要纠正“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可是后门越开越大：有人看不见前门，找不到前门，有问题无法解决，连配一块窗玻璃也得等上一年半载，他们只好另想办法找门路开后门，终于撞到骗子怀里，出了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某些衙门为什么不可以打开大门，替人民多办一点事情呢？我们的某些干部为什么不可以多看看下面、少看看上面呢？
关于话剧能不能公演的问题，倘使要我回答，我还是说：我没有发言权。不过有人说话剧给干部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我看倒不见得。骗子的出现不限于上海一地，别省也有，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倘使没有产生他的土壤和气候，他就出来不了。倘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中他钻不到空子，也就不会有人受骗。把他揭露出来，谴责他，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为了消除产生他的气候，铲除产生他的土壤。如果有病不治，有疮不上药，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拿“家丑不可外扬”这句封建古话当做处世格言，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这样下去，不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九月二十八日病中写
悼方之同志
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南京来的朋友，听他们谈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据说江苏省代表团因为参加方之同志的追悼会，比我们迟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见过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现在怎样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当时我只读过方之的短篇小说《在泉边》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还不错，认为他们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工夫，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共同“探求”。他们说已找某某人谈过，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励。我了解他们，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