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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峰用手擦了一下沁出眼角的泪水，奇怪的是，杨文峰心里升出一片温暖。他不再感觉到孤独，仿佛找到了归宿似的。
“我不扯远了，周伯伯，现在看来台湾人倒来‘关心’盲流了。目前以台湾厂商雇佣的民工、黑社会控制的盲流，再加上这个传销网掌握的盲流来看，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同时解雇工人，下令黑社会捣乱，鼓动传销人员静坐示威什么的，立即可以让广东陷入瘫痪，广东陷入瘫痪的话，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
床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生气的周玉书突然睁开了眼睛。
“文峰，不这么简单吧。让广东陷入瘫痪的话，没有必要部署这么周密，花费这么大的成本。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结论吗？我一直怀疑台湾会利用盲流对现实中国的不满制造事端，甚至发动骚乱和起义！”
杨文峰吃惊地看着老人，嘴巴张开合不拢。在他的心中，这些盲流只会逆来顺受，就像机器人，他们早就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杨文峰很难想象盲流会闹事，事实上过去他们虽然也闹事，不过不是要求老板还钱就是要求老板增加工作量。
“文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永远不会过时。盲流是当今中国受压迫最深的阶层，他们到处流浪找工作糊口，还要把赚来的钱寄回农村。虽然我对盲流有研究，但是我是退休以后到广州才第一次接触到具体的盲流，直到你上次让我关心盲流，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盲流。这点真该谢谢你，文峰。我们党是靠发展农民运动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毛泽东当时就是个农民领袖。但当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后，在我们当时的农民运动领袖都进城成了城市人后，他们忘记了农民的苦难。当然毛泽东同志没有忘记，他知道在中国只有农民可以起来再次推翻共产党，所以我们党制定农村政策时，都想方设法把农民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他们无法到处流动，到处串连。结果大跃进时，饿死的两千多万人几乎全部是农民，可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抗，因为他们被分隔在不同的村庄，根本不知道一百里外发生了什么。当他们要饿死时，他们最多怨恨自己生错了地方，或者怨恨自己生为农民。根本想不到全中国的农民都在受苦。过去多少年，我们就是靠农村户口这种严重违反宪法的手法把农民钉在自己的土地上，倒也相安无事。”
老人眼睛里透露出悲伤。
“可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个新阶层：盲流。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同时发现：与农村相比，这里仿佛是天堂。而且他们还渐渐发现，原来在城市帮人家通厕所，捡人家的残羹剩饭吃，都比农村的生活要好很多，于是大量盲流涌入城市。当初国家领导人担心这些盲流涌入城市后会造成治安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些盲流和那些仍然在农村的农民具有同样的品质，这种‘品质’一方面是长期受压迫所形成，另外一方面则是天生的，他们老实巴交而且听天由命。他们干活勤快，但并不积极思考问题。长此以往，连你也认为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不会思考了。
“可是，文峰，自从公安部门开始担心盲流造成社会治安隐患的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就开始担心盲流带出的国家安全隐患。这一两亿人口都是以青壮年为主，他们居无定所，有些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虽然天性老实，可是他们已经离开了那块把他们培养成老实人的土地，现在他们每天看到的是高楼大厦，听到的是人间不平事，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久而久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预测的。八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毛泽东只身离开了农村来到北京，委屈地寄身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受尽白眼和不公。后来他带领农民把中国翻了个底朝天……”
杨文峰惊奇地发现，老人没有疲倦地昏迷过去，而且还一定要把话说完的样子。
“文峰，这些事你再去想一想，我们还是回到主题。刚刚你的分析都对，但你把结果想得太简单。现在的盲流之所以老实，还在于没有人挑拨煽动他们，当然就算有什么人想去发动他们造反，也不那么容易。这些盲流根本没有组织，而且像难民一样东奔西跑。可是如果台湾当局要做，就很容易了，他们不但有大量的厂商雇佣盲流，而且可以使用其他的手段例如传销网拉拢他们。等到时机成熟，可以突然解雇他们，煽动他们反对政府，或者突然通过传销网传递误导的信息，引导他们造反。这些盲流的数量本来已经巨大，可是他们还在考虑使用心理战，在危急时刻，让长江流域的农村人口逃难到广东……”
杨文峰怔怔地听着，大口大口的喘气，后来他自己的喘气竟然盖住了房间呼吸器和心脏辅助器的声音。
在这个四面白色的小房间里，他听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推理：台湾正利用广东地区的盲流们对社会不公和受到的残酷剥削的不满，挑动他们反抗暴动和起义！
他宁肯相信这是一辈子都生活在真真假假的情报世界的周玉书老人的临终幻想；因为他听这个故事时感觉怪怪的，仿佛少了什么环节，却又说不出到底少了什么。
他不敢相信，因为周玉书的结论听起来一忽儿就发生在他们的身边，一忽儿却遥远得不着边际。
最让他忐忑不安的是，他不知道如何做？按照老人所说，他已经把两人的调查和推理告诉了国家安全部来探望他的领导，只是人家都不相信他。既然这样，也许这只是一个推理，一种理论吧？就像这些年，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稳定到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都用一种声音说话，稳定到拥有六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竟然没有一个反对党，然而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却天天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也许周玉书老人只是为党为国家操心过度，在岁月的最后时刻，常年的担心和昏迷时的幻想让他‘推理’出有这样一个可怕的破坏中国‘稳定’的阴谋存在。
如果是这样，倒可以理解。防患于未然嘛，而且杨文峰心里暗中想，通过周玉书的这一推理，北京肯定吓破了胆，从而他们会对盲流和农民好一点的！有时他发现周玉书在说话时故意大声，好像在对其他人说话一样，杨文峰想，也许隔墙有耳，而周玉书正是想让他们听见吧。
想到这里，杨文峰脸上露出难以察觉的微笑，难道这不是自己当初把周玉书拉进来关心盲流的原因吗？
“文峰，你不相信我？”
杨文峰浑身一颤，自己不经意流露的表情没有逃过老人的眼光，而此时的老人甚至没有完全睁开他的眼睛。如果这些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表情都无法逃过老人的眼光，老人又怎么会在这样的问题上推理错误呢？他感到不寒而栗。
“文峰，他们不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火山爆发的程度，现在也就是靠北京对舆论宣传和人民的控制，才勉强维持住‘稳定的政治局面’。可是如果台湾加入进来，不需要做很多工作，只要‘咔嚓’一声把火山点燃，就可以了。台湾人毕竟是中国人，他们知道怎么做的。相信我，五十多年前，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使用这种类似的方法激起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仇恨，彻底干净利落地把国民党政府赶到了台湾岛。现在轮到我们了……”
“周伯伯，”杨文峰最后决定提出自己的疑问，“周伯伯，您能够确定吗？我的意思是说，您能够保证你的结论不是先入为主，然后找了这些证据？因为您毕竟一直认为台湾要破坏大陆，对不对？”
“孩子，”老人疲倦地抬了抬手，“不是我先入为主，其实我本来应该早就想到这点的。还记得台湾陈水扁2000年上台后提出所谓‘决战境外’的口号吗？我们当时都认为他是二百五，因为按照台湾目前的军力和人力（炫*书*网。整*理*提*供），台湾军方能够在开战后坚持两天都困难，而陈水扁自己能够在解放军占领全台湾前逃到菲律宾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哪里还敢奢谈‘决战境外’？可是现在我才彻底明白，陈水扁一上台就在一边部署台独的同时，一边计划‘决战境外’。这个所谓‘决战境外’原来并不是军事斗争，而是使用第五纵队，激化现有大陆的社会矛盾，挑起农民和盲流起义……”
杨文峰知道自己今天肯定会得感冒，从开始滔滔不绝时的热血沸腾，到刚刚冒出第二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