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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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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钺,九曰秬鬯。”诸葛亮所受的“虎贲”、“钺”皆为九锡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乐舞”之一部分,相当于九锡中的“乐则”。这样看来,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锡,比之于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还多了一锡。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若以《礼纬含文嘉》所云九锡名称计算,齐桓公仅受了其中的二锡。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载:“(刘)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指刘裕)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
  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德宗(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由此可见,由诸葛亮设想的权臣通过北伐建功受九锡,进而禅代竟成了“晋宋故事”。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鲜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孔明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同上。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按:此语为赵云谏阻刘备伐吴时所云。魏强于吴,故蜀魏“兵势一交”,则更是“不得卒解也”。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胡三省一语道破天机: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他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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