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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大多数胡子的起因，不是走投无路的百姓聚众上山，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便是些游手好闲之辈，他们铤而走险为害一方。作为一个男人，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作为一个女人，受到侮辱与摧残，作为别人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而在心理上所受的打击，因战争带来的破坏，因缺少家庭温暖及不堪忍受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二十世纪鄂东土匪的复杂成因。鄂东胡子从明末清初到二十世纪中叶，有近三百年历史。据钱大昌《鄂东小记》：明将王文龙镇守鄂东，后被袁崇焕设计诱杀。其部下大部分“既不降清，亦不服明，啸聚山林，落草为寇”，这些人应当被称作鄂东第一代土匪。
简单说起来，人们当胡子的内外动力不外乎有：
－、谋生：俗话说，“穷则思变”。人被逼急了杀人，狗被逼急了咬人。人首先为生存而忙碌和奋斗着。
二、图财：人常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当属真理。
三、为官：常言道，“乱世出枭雄”、“当兵不带长，放屁也不响”。最终导致了“鄂东土匪千千万，杀人放火受招安”。
四、行义：老百姓讲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有首民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胡子，不用愁。
吃好菜，喝大酒，
满嘴油，骑大马，
搂着妞，花钱就象江水流。
在鄂东胡子中，除极少数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好汉外，大多数没有信仰，只是为了活而活着。在刀头舔血，有今儿没有明儿的阴影中，胡子们过着花天酒地、肉欲横流的糜烂生活……畸形的社会、畸形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他们的畸形心态。当打家劫舍、奸淫掳掠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成为个人施展才干，跻身官场的手段，并因此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承认时，当胡子的诱惑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胡子中，传统的“升官发财”被赋予了更新的含义：
如果想当官，先成胡子头。
如果想坐轿，先去绑人票。
胡子的生活就是杀人如麻，纵火烧房；就是奸淫妇女，打家劫舍；就是惊恐不安，度日如年；就是喜从天降，祸起萧墙；就是寡廉鲜耻，寻衅滋事。不是死于饥寒交迫，就是死于暴饮暴食。不是为人唾弃，就是自绝于人。因此，他们对死亡有深刻的顿悟，因此，他们活得热情，活得潇洒，活得血气方刚，活得轰轰烈烈，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把脑袋掖在裤腰带里，打出一片自己生存的天地。他们热衷于谋杀、强奸和伤害无辜。也因此，他们“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有愁明日说。”他们的口头禅是“不嫖不赌，愧对父母”。凶残邪恶，是胡子们心态和人性的一个突出侧面。这就使胡子在**、礼俗、信仰和娱乐等方面都异于常人。于是，变态的人性便造出了一群被扭曲了心灵的胡子。
“除了身上那把枪，啥你也别信！当胡子就得心狠，看别人有掂量（鄂北方言，琢磨）你的意思，你就得先下手归拢（鄂北方言，收拾）了他。要不非崴脚不可！”这是一个活下来的胡子，在总结血腥的土匪生涯时得出的结论。
胡子似乎既是所有人的敌人，又是被压迫者的朋友。人们说他既冷酷无情、嗜血成性又乐善好施；既残暴勇敢又胆怯脆弱；既狂妄放肆、淫荡堕落又慷慨大方、直率真诚。
绝大多数胡子都把加入绺子，当做暂时行为。条件紧迫时就投奔胡子，等生活略有所好转时再洗手不干。不过，对于少数人来说，胡子的生活已成为长久之计，这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骄横、放纵的狂想欲，也是获取“生命保障”的可靠方式。
因匪患而变得黑暗和混沌的鄂东大地，到处都是“昼不敢远行、夜不能成眠；有钱有物担忧，有儿有女发愁。”“有钱的怕抢，有姑娘的怕绑，走路的怕劫，出门的怕攘。”“兵荒马乱、妻离子散；遍地土匪、百姓受难”这些民间谣谚，便是当时鄂东大地的真实写照。
鄂东胡子的产生和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的结局却是多种多样，不尽相同：
第一种，投降日本人。如：著名土匪卢自朝等人。
第二种，接受政府招安。如：王焕庭等人。
第三种，参加抗日，如：湛人杰、许达和费正卿等人。
第四种，土匪间的火并。
第五种，被官府剿灭消亡。
法国人巴尔扎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上有两部历史，一部是满纸假话的历史，是给皇太子看的；一部是大胆揭露的历史，它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有名士言道：“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个婊子，谁有权势都可以弄一下！”
历史告诉我们，土匪的产生往往是政治**的结果。换句话说，贫穷永远是持久不断的土匪现象的潜在因素，饥饿为为非作歹、啸聚山林提供了有力的借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这句名言，正是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的变迁史的写照。胡子们在这血与火、泪与恨的环境中，有的悲悲壮壮，有的苟苟且且；正如著名学者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却早已死去，有的人死去却还活着。”
时间是一只神奇的筛子，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逸闻趣事，经过它的筛选，漏去一些伪装和假象，遗留下来的核心却更加清晰明了，令人们永不忘记！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小说，真实性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时代的压力、环境的干扰、客观的局限、主观的偏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的真实程度。我把这部拙著献给读者，希望起一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愿我们对鄂东胡子有一个更具体，更真实，更贴切的了解！诗经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真实可信是文学作品得以仰首挺胸的脊梁。书中人物无论有无原型，都是作者虚拟的形象。他们脱胎于生活的土壤，来源于社会的演示。通过描绘大别山一带上自抗日英雄、爱国志士，下至豪绅、官员、胡子、地痞、无赖、窑姐等人的众生百态，他们的恩与怨，情与仇，爱与欲，智慧与阴谋的纠葛与矛盾，来体现着作者的意念、思维以及对新社会的呼唤与追求，来涤浊扬清，弘扬正气，崇拜英雄，鄙视腐朽堕落。
用小说写实，虽然可以少一些顾虑，多一些联想，但也要有枝才能添叶，绝不可无中生有，想当然地展开想象的翅膀，纵情畅写无虞。
胜利者渴望用鲜血来滋养自己，失败者渴望用毁灭来证实自己。自然界的进步与退化，总是要用血来诠释的。
民国初年，流行于大别山还有“三虎”之说，即妓院、马车和纸烟。据《鄂东日报》载：“糜费甚巨，如虎吃人。”可见嫖抽之风盛行。到日伪时期，地主、商贾和鬼子、汉奸们更是津津乐道所谓“人生三欢”：拈花、捧角和尝鲜，即什么“龙坪泉里洗个澡，万年台大舞台叫个好，花楼街里睡一觉”等。
本书描述流窜于大别山境内的胡子大致有：活动于天衢山、程晃岭一带的“座山虎”许达绺子；活动于九江、孔垅一带的“平原虎”费正卿绺子；活动于张家河、广济一带的“座地虎”王焕庭绺子；活动于宿松、独山的卢自朝绺子；活动于蕲春、紫云山一带的盖鄂东绺子；活动于罗田、柳林的黑豹绺子；活动于大庙的李世雄绺子；“一枝花队”徐红袖绺子；“平东洋”湛人杰绺子等等。
本书描述以大别山的历史和文化为主，涉猎的其它城市东至潜山、宿松，南至蕲春、罗田，西至广济、浠水，北至九江、星子和湖口，纵横数千里。如此错综交织构成的这部小说，读者从中一定会感到，处于那个充满罪恶和恐怖的乱世年代，人们是多么地凄楚、悲哀和无助……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鄂东人民备受欺凌和奴役，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往事。那血泪，那悲伤不该被当做古董而尘封，应让历史大白于天下！
国家要振兴发展，民族要独立自强，就必须从认识历史出发，以展望和规划未来。所谓“前车之鉴”，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