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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我去新疆军区办事，分区派了一辆吉普车，同车坐得有战友伊增福家属李玉红，她到乌后就回甘肃临泽了，我和司机住在乌鲁木齐市博格达宾馆，距军区较近办事方便。在乌期间我将离乌返队的时间告诉了家人，二哥送小妹到乌，在车站接上他们，和他们在乌市转了两天，然后二哥就回家了，我和小妹、伊的家属同车回到叶城。在叶城大概住了半个多月，分区统一组织87年探亲、学习归队的干部上山，一共派了五辆小车，一辆面包车，出发时我坐的车排在第四辆，车上有同科参谋田引角同志，波林边防站司务长杜节贵同志，还装着一台密码机。因司机平常保养车不认真，行至距三十里营房二十公里处左前轮跑丢，造成翻车三轮朝天，把我们四人扣在车内。司机就喊我，我看到车内流着黑色的东西就说“抓紧时间快出阿，不然车会着火的”，当时我很清楚，车已经跑了360公里，都是山路发动机已烧红了，何况车又是扣着的，危险很大。就在这时后面车上的人发现前面一阵尘土，就知道我们坐的车出事了，他们及时赶到，从车内把我们拖出送往三十里营房卫生队治疗检查，并将情况汇报了分区。分区答复人员没有大的问题可坐其它车上山，司机留在此地处理相关事宜。我们到科里后，分区领导来看我们，政委袁国祥开玩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唉，现在想起来还怕呢？
1987年6月20日（农历5月25日，星期六）下午8时，女儿杨晶在新疆叶城县人民医院出生，我们夫妻十分高兴，添了一个女儿，实现了我们一儿一女的心愿。
1987年下半年，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因边境争议问题进行了第八轮谈判未达成共识。为此，双方部队在边境一线发生了鸣枪对峙，边防形势十分严峻。总参决定：为了边境问题，拆掉62年中印战后在争议地区双方交换俘虏时扎的一个彩门。自交换俘虏后，双方在此地方圆几十公里埋下了许多地雷。总参和外交部通知，62年交换俘虏后，印军也从未到过此地。加之“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三十多年我边防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62年我方布了雷的资料和地图交接不全陆续丢失，要拆掉这个彩门，就必须开通一条通道。斯潘古尔边防站距分区所在地240公里，我曾在该站出工作组时，在观察点用固定的望远镜看过那个彩门，它处在一个我方地形高，印方地形低而很开阔的地带，彩门的左右两侧是两座大山，相距大约一公里多。彩门就在此中间，从望远镜上看它就是一个独大门，周围没有任何设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南疆军区调了一个工兵排，由副连长任分队长，前往执行排雷任务，为了麻痹印军，他们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连续了十几天，开通了一条10几米宽地通道。在此期间新疆军区步兵六师前往阿里防区进行策应。留守处大门口就是通往阿防区、空防区的一条必经公里，大部队行动都是晚上，整夜运输兵员和物资的车辆经过此地时，车上战士们都头戴钢盔，身背枪子弹药，留守处随军家属没事就在那里观看打听消息。因为她们的丈夫都在那里工作，大家都清楚，打仗是要死人的，况且高原作战的死亡率是50％。运上去的物资除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外，还有战时牺牲同志后事处理用的白布和木料等。家属们看到这些情径，知道了一些内情，时不时打电话询问情况，有时她们就和我妻子一同问我，我是机要科长，战况都是用密码联络的，可以说是第一个知道实情的。为了保密和稳定部队家属的思想，在电话里只能做一些正面工作。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也很恐惧，62年中印战例和我们前科长经历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
一个步兵师应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我方兵力布置好后，兰州军区下达了拆除该门的命令，拆除任务有分区担任。分区成立了指挥部，司令员任总指挥、付司令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部长任付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斯潘古尔边防站。将分区独立连和分区侦察排组成三个分队。由作训科长和付科长各带一个分队，设付在两个山头进行策应，侦察科长带领拆除分队进行撤除。为联络及时、准确，我给该站机要组配了业务能力强的二名机要干部，并要求他们要准确无误的完成这次密码通报任务，给我们机要人员争光。我在科里坐阵指挥，执行任务的当天和晚上我们就没休息，保证了总参、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和南疆军区的联络。部队的代号，执行任务的时间，口令等都是兰州军区用绝密密码发的，按机要工作规定，绝密电报只能是科领导亲自翻译，或者科领导指定他人译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保密。当时这类电报都是我自己翻译的，也是我亲自办理的。
执行分队在临出发时，兰州军区司令员在电话上作了战前动员，鼓励很大，当时分区司令员及分队战士就在电话上表了决心，坚决完成任务，让首长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连队将参加任务人员的通讯地址、联系人的姓名，物品进行了造册登记和统一保管，有些干部战士还写了血书和遗书，大家都清楚，子弹是不长眼的，打仗就会流血死人。有一个战士的遗书中说，他借了别人的200元钱，如果他执行任务回不来，让他父母及家人不要悲伤，他是为保卫祖国而死的，是光荣的，借的钱让他父母亲还了，当时我们听了十分感动和内疚，我们的战士思想境界这么高和无私，是多么可贵而伟大的。
在执行任务的当晚，两个设伏分队按布置进入到预定位置，做好了战斗准备。二十多人的拆迁分队从零出发，按工兵排了雷的通道进入到彩门，撤除分队人员心里都恐慌，印军有一个观察哨，都是重火力装备，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这些撤除任务的同志恐怕就会是有去无回的结果。他们到彩门后就从地下将其整体掘出，然后抬上就往回跑，这个庞大而笨重的物体，二十几个人抬上，在十米宽的通道上撤回时，一个战士不辛踩上未排的地雷，将一条腿炸掉，分区及时向总参和新疆军区作了汇报，总参派直升飞机于次日早8时在日土县将该战士接到喀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医院治疗。飞机到喀什后群众自发的在街道上欢迎，影响很大。
根据总参通报，印军早晨发现耸立在中印边防争议地区二十多年前交接俘虏时用的彩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十分惊慌，并向他们的上级做了汇报，可以想象他们的上级知道后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自撤出彩门后，印方清楚了我方边防势力的强大和我军在中印边境部队的军事布置，印军就按兵不动，持续到88年5月份，边境形势慢慢好转，我方就逐步将步兵六师从阿防区，空防区撤回原住地完成其它任务。
1987年9月当选为阿里军分区第三届党代会代表，并任司令部党委委员，负责司令部工作两月之久。
1988年元月，新疆军区机要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接到通知后，随机就让南疆军区机要处副处长给我买了两张飞机票，我到留守处后和小妹一同去喀什乘飞机到乌鲁木齐，那次都有小车接送，小妹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她心情也很好，在乌鲁木齐玩了两天后，她就回家了。会议结束后，我回阿里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1988年5月，军队转业干部工作开始，考虑到儿子要上学，我们也得有个归宿，有个稳定的工作和谐的家。加之当年中印边境敌对形势还十分激烈，火药味非常浓厚，随时就有可能发生中印第二次战争。所以，我就反复找分区所有领导，要求转业回地方工作。并将接替我的人选原科副营参谋，时任干部科副科长蔡先枝同志向分区领导进行了推荐。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5月底分区研究决定我当年转业。科里工作交接后回到留守处和妻子准备物品。7月中旬由张掖去叶城送货的车将东西拉运到战友李照父亲单位存放。8月2日和同年转业的几个同志坐分区发往乌鲁木齐的轿车，一同和妻子、儿子，抱着女儿（一岁）回家。8月10日一家四口去陕西临潼乌鲁木齐军区干部疗养院疗养。我和妻子都是第一次去西安，正是炎热季节，整天用电风扇吹着，就那样儿子身上还起了很多热豆。在疗养期间游览了西安市、华清池、兵马俑等地，全面检查了我的身体，十多天后到了兰州玩了几天，尔后返回了家乡。
1988年11月初，分区通知到留守处结账，到乌鲁木齐机场遇上原政委袁国祥，时任南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