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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认识清楚，改了就好，希望全连同志学习五班这种知错必改的精神。”当时我就很高兴，默默地想，连领导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还表扬了五班。从此，我在连里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各方面受到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比如，在浇水时水大的时候全班都去，水小时班长就让我和几个老兵休息，他带其他人去浇。也为我后来参加机要工作和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7月份的一个晚上，指导员带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干部来到我们班，他问了我的家庭及其它情况。睡下我就想，不知他们干什么，怎么其他人没问就问我一个，当时也没在乎。到11月中旬，连队完成任务撤回营里进行一个多月的冬季拉练训练，锻炼部队的意志和野外指挥、配合能力。临出发时，指导员通知我不参加这次拉练，另有工作安排。过了两天来了一个车把我们营的4个人及行李拉到南疆军区机要处参加培训，我才知道7月份去班上的那个人，他就是负责机要培训的教官。
秋收时期，农三师四十一团邀请我们连帮助收玉米，一百多号人到地上，连长宣布“从一排一班开始往后排，排长一行，其他人二行，不准掉队，不能给连队丢脸，做出点样子给兵团领导和群众看。”就这样一排长第一个动手了，接着就是一班长及其他人。到二排时，排长是个大比武出身的老同志，他啥话都没说，拿着镰刀砍了一行，四班长就紧跟上，到五班时，我们班长个头不高，但很开朗，在班长们里他的威信很高，他说：“弟兄们干吧”就下地了，紧接着我就跟上，在班上轮个子和身体我是好的，心想你班长能干多少我就干多少，不能影响全班。有些身体差的、个头小的、手脚不利索的就掉在后面了，砍过去的地一眼就看的很清楚，经常排长还来督促，他不想让他的排到最后，影响排里的荣誉。下地后一直就没休息，中午一点多炊事班送去包子时，连队才统一收工，砍了一上午还没有到地头。超强度地体力劳动和超时间地午饭，大家饿得拿起包子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我也不知吃了几个，我们班一个姓蔡的战友说他吃了十五六个，后来我们就叫他菜包子。连队紧张而有秩序，苦练军事技术，埋头苦干的日子，也有快乐和憧憬。不但星期天可以多睡会觉，而且老乡们聚在一起，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谈谈家常。有时连队把面粉和饺子馅发到各班包，还要提前派人去炊事班排队等锅，否则就没锅煮饺子，副班长很灵活，他提前就排好了队，集体生活是很有趣的，吃着自己包的饺子是特别有味的。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月，看电影是不多的，营里电影队二三个月来一次，大家才能看上电影，但也没什么好片子。农三师四十一团放没看过的片子时，他们就提前通知连里，我们背着武器以排为单位。在戈壁滩上作着战术训练前往电影场地，没凳子就坐在地上，电影没开之前就和四十一团的同志们拉唱歌曲，我们唱完一首就喊“四十一团的来一个”，他们回唱一首也同样喊“解放军来一个”，就这样一直到电影开始，大家的目光才转移到影幕上。虽说苦些累些，但经常还能看上部队上看不到的片子，大家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那年我们的津贴只有5元钱，我刚到部队不久，大哥年初结婚时，我在其他同志些借了点，给家里寄了30元钱，当时的30元还能起点作用，不管作用大小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在正规部队，既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又培养了我们的军事技能，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能力，增强了我们同志之间的感情，也让我们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为我们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物质基础。这个真应了“部队是个大熔炉”这句至理名言。
1971年11月中旬，我们几个到机要处报到后，就住进一个里外套间，外间住人，里间就是我们的训练室。那次是南疆军区机要处第一次培训机要人员，所以只有8人参加，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掌握密码翻译的全过程。培训前组织我们学习了机要工作各项制度、资料和中央领导对机要工作重要性的讲话。目的是通过学习提高我们对机要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端正我们参加机要工作的态度。因为，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机密，要求特别严，不但对我们的家庭和个人进行了政审。而且要求我们不能随便和家里人通信，所写的信原则上先让负责培训的教官看后才能寄出，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能涉极机要方面的内容。其次是上街前必须请假，经同意后才能上街，而且必须是三人同行，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随便离开住地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处于以下考虑，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做机要工作的同志被挟持和迫害等。就这样我们8个人整天关在一间不大的屋里，用铅笔写着1234567890，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手和胳膊就肿了，铅笔也拿不住了，教官不但不让我们休息一下，而且抓的更紧了，他就坐在培训室里看着我们，说：“坚持几天就好了，”我们就硬着头皮反复地写啊，练啊。学通业务，苦练基本功，熟练掌握密码翻译程序。当苦闷的时候就想想机要工作很重要，抓紧训练打个基础，以后提个干部也说明这次兵没有白当。待精神好一点，就又一头扎进了艰辛的训练当中去了，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使我们初步掌握了机要工作的基本知识。
1972年春节，我们在南疆军区过的，吃饭在机关食堂，基本都是干部。，大年初一早晨，我们排队打饺子，一顿饭就吃了二个多小时。除夕夜八点多我们在宿舍吃着瓜子糖，说着家乡过年的热闹情景，“每逢假节倍思亲”吗，思念着亲人。就在这时教官陪着军区副司令和一帮干部来看望我们，感到很突然，并问我们“想不想父母亲，部队春节没有你们家乡热闹，要习惯，要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将来掌握党的机要工作，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的，祝大家节日愉快”，随后他们就走了，当兵一年这是我们见的最大地官。
1972年大年初二，我们营的四个人请了一天假，回营里看望了战友和老乡，与徐占林、高生珍等乡友玩了一天，自我感觉就像见了亲人似的，有说有笑特别兴奋，战友们也羡慕我的工作，比定在军区，既不站岗放哨，又不在野外训练和劳动。在部队和他们俩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再见面是他们复员回家，我探亲时见的。
1972年3月，南疆军区在原骑兵三团驻地举办了一个训练大队，军区副司令员任大队长。我们机要也就搬了过去。骑兵三团营房很大，院内到处都栽着各种树木和种着花草，我们搬去正值四月初，花草树木正在开花，新鲜的空气和环境、宽敞整齐的营房就感到舒服。在那里进行了各项科目的综合练习，虽说一切活动是大队统一的，但晚饭后还可以散会步、观赏会花、打会篮球等，不知不觉就到了六月中旬，机要队的训练任务已完成，毕业分配。因为我们人少就没有举行任何毕业仪式，只是宣布了一下训练结束，乌鲁木齐军区定为中专学历。我和张其华同志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阿里距喀什1300多公里路，要求自行去单位报到。就在这时，时任叶城基地机要科长朱寿山调任阿里军分区机要科科长，他就通知我们和基地的两个一起训练的同志去叶城，再具体安排我们去阿里。
喀什到叶城270多公里，我们四人坐在基地去喀什拉货的解放大卡车上路了，在弯曲、颠簸地沙石路上整整跑了一天，英吉沙县到莎车县这段路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人们都说新疆大，莎车县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县。叶城基地就在该县城内，我们到后就用着自己的被褥住在机要科，第三天下午，朱科长通知我俩做好准备去29团坐往阿里送物质的车。叶城到阿里1070多公里，都是山高、路陡、崎岖，海拔高缺氧的路段，没有人烟，只有几个兵站，每到一站就住在那里，“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第四天早晨7时从红柳滩兵站出发，二百多公里路晚上11时才到了甜水海兵站，海拔从4000升到6700米，一路上我的头就疼地非常厉害，自己感觉头就像洗脸盆那样大，我就给两位司机说：“不行了，我的头疼得实在受不了。”他们鼓励我说：“一样，我们的头也很疼，主要是海拔高缺氧的原因，坚持到甜水海兵站让医生看看。”就这样我坐在他俩的中间，昏昏沉沉的到了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