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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下班的时候，我又给老莫打了个电话，问有没有新进展，他说已经在回家路上，太困而且无心工作，想回家去等凌听。
随后我打了个电话给月儿，约她一起吃饭，她今天一天都在外面。电话那头月儿却犹犹豫豫地说有事，我顺口问她什么事，她吞吞吐吐的不肯说，说待会给我电话。
挂上电话，我心里在奇怪月儿那到底有什么事，今天简直是《十万个为什么》会考，一堆的疑问一堆的未知。
我脑海里忽然灵光一闪，直觉告诉我这事和凌听有关。
当月儿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果然她告诉凌听已经从老莫那搬出来了，在她们家暂住，刚才凌听在旁边，她不方便说。
我释然，问：“那她昨晚去哪了呢？”
月儿说：“她在公司，应该是哭了一晚，眼睛肿得吓人。”
我点了点头，当时我们也想到过，只是觉得，公司可能有人在，实在不是个发泄委屈的地方，就只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就没去了。
这时候，老莫的电话也进来了，我先挂了月儿的电话，接通了老莫的电话。
“老拆，听听她今天回来过了，把她的衣服都带走了，怎么办啊？！”老莫在电话那边急坏了。
我告诉他凌听在月儿她们家借住，老莫一听，立即要挂了电话，冲到月儿她们家去，我让他稍安勿燥，这时候知道凌听是安全的，就可以从长计议了。
半个小时后，我和小毕就出现在老莫家了，我看到家里非常干净和整洁，老莫说凌听临走前，还打扫了房子。
我们三个人雷厉火行地开起了“华港会议”（因为老莫住在华港小区），经过二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抽了二包半的烟，喝了三分一桶的矿泉水，吃了八包半的方便面（有半包是他们之前吃留下的），会议得出以下结议：
一、老莫这次的犯的错误非常严重，不但把我们党内重要的成员凌听逼得离家出走了，也间接影响到月儿和云水对我们的信任，严重地捣乱了党组织的内部团结和同志间的信任。
二、老莫还泄露了把危险的电话记在熟人名下这个重要的秘密，让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处于暴露的危险中，也让我们的地下工作陷入极难开展工作的地步。
三、凌听同志擅自离家出走，有点无组织无纪律，但鉴于事出有因，就不追究其个人责任，只在党内三人小组会上内部小范围地通报批评。
四、基于以上所述，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责成老莫同志这个月请我和小毕吃一顿大，（至少一千元以上）两顿小餐（不少于八百元），外加“18”唱K一场（承担场费和小费）。
我一边宣布结议，老莫一边听一连连点头，我讲完对他的处罚后，还张大嘴流着哈拉子，在听下文，等了半天，却没听到下文，问我说：“完了啊？”
我点了点头说：“宣布完了啊！”
老莫急了：“不地道啊，还没说怎么帮我找回媳妇呢！”
我和小毕看老莫急，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给老莫分析起目前形势来：凌听离家前还打扫家，说明她是不舍的，对老莫还是有爱的；同时她选择到月儿家借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和月儿，云水关系好，受伤的时候也希望能得到好朋友的安慰，另外一种就是给老莫一个台阶下，让老莫能找到她，去向她道歉，求她回去。
老莫听了连连点头，说：“老拆分析得太精彩了，果然是久病成医！尤其是最后一个可能性，我认为完全符合事实！”
我笑着朝他虚踢一脚说：“什么叫久病成医，我这完全是有为青年自学成材！”
最后，我们讨论出一个“拯救媳妇凌听”的计划，失足青年老莫也重拾信心，投入挽回媳妇的宏伟革命中。
第四十一章
第二天下午五点，我准时到了郑总的办公室。
郑总个不高，有点胖，戴幅金丝眼镜，和健哥有点类似，让我生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慨。
郑总和我整整聊了一个小时，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健哥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聊天中，郑总先有意无意说，近来很多同事对田行健的工作有点意见，认为他最近状态不好，工作有点掉链子，想听听我的看法。
我知道，这时候，郑总是在要我表一个态度，如果我这时候旗帜鲜明地站在健哥的对面，我将到得很多东西。
但我还是照实说了我对健哥的评价，他的价值不在于自己能打多少单，而是能团结这个团队，能争取资源来支援我们的工作，尤其是这个会展中心的项目，如果不是他引进枪手公司，我们到现在都在原地踏步，所以他是一个不错的老板。
郑总听完没有多说话，只是一双锐利的眼睛看着我，我也不畏惧地看着他。
半晌，郑总喝了一口茶，间息，我似乎感觉他在叹气。随后他详细地了会展中心的情况，我一一如实回答了，健哥曾经交待过我，说一半留一半，但我还是全盘说出了，因为我觉得都是一个公司的，又不是竞争对手，而且还是老板在问，没什么好隐瞒的。
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健哥说的是对了，我这种没有政治心眼的人，在政治大海里，一小勺子浪就可以把我打沉到海底。
我出门的时候，郑总一脸笑容地说：“好好干，小伙子！”
回到位置上，我和健哥讨论了一下这件事，以我的政治觉悟，我实在揣摩不出郑总的真实意图，但有一点我很清楚的是，我说了健哥的好话，后面一定有祸事上身，不过我也打定主意了，宁可惹祸上身，也不做违背我良心的事。
健哥听了后，沉呤了半响，告‘‘诉我，如果郑总以后再问我此类问题，一定不要再说他的好话了，要狠批他，这样至少能保护住我，反正他的结局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就等韩总在香港那边安排妥当，看看能不能把他调过去了。
我摇了摇头说，这不全是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不想说些违背良心的话。
健哥感激地用力拍拍我的肩。
那厢，“拯救媳妇凌听”的计划很不顺利。老莫头一回去带着一大捧鲜花上去的，凌听在月儿房间里，就根本不开门，老莫黯然退回；第二回，老莫故意喝了些酒，在她门口又哭又闹，结果效果更差，凌听话都没说一句，只让云水和月儿请老莫走人。
出师不利，我们三人小组又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得出的二次会议决议：
一、首先严肃批评凌听同学，虽然你长得美若天仙，但美女也得讲道理嘛。老莫都这么诚恳了，得给人一个改正机会吧。当然，鉴于凌听同学，年纪尚小，对敌我矛盾的尺度把握得不是很到位，所以会议决定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继续派老莫去挽救凌听同学。
二、老莫之前的方法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有勇无谋，充分体现了老莫同志安于现状，导致业务水平直线下降，在此对老莫提出（说到这，我瞥见老莫手握水果刀，对我直翻着白眼，连忙改口）口头批评。
最后我总结道，这种阵地进攻不见效，我们要出绝招才行。他们俩忙问什么是绝招。我从嘴里蹦出三个字：“苦肉计！”
当天晚上，老莫被我们灌了三瓶的热水，喝得他浑身冒热气，像新鲜出炉的烤猪，然后我们立即把他送到了华侨医院。
进了医院，值班护士一看老莫满脸通红，两眼冒气，立即先给他量体温。
乘护士不注意，小毕把体温计插到我们带来的热水里，一放进去，就发现温度计噌地往上窜，我连忙拿出来偷偷一看，吓了一跳，42度还往上涨，这个度数基本上不用医了，直接送火化得了。
我赶忙用力把体温计的水银甩下来，让小毕去卫生间把水温调低，手放进去有点儿烫就行，这说明比体温高一点。然后再放体温计进去，这次做得很完美，刚刚好39。8度，高烧！
老莫顺理成章地被安排进住院，护士让我们扶老莫进四楼的病房，老莫装死说走不动，要我背，护士也劝说我们，这个病号看来比较严重，最好背他上去。
我在他耳边说：“小样，上瘾了是吧！”
老莫无耻地说：“我这个月要请你们吃大餐，你们不能不劳而获啊！”
我直起身和小毕说：“小毕，我们走吧，这个病人病得不行了，直接送去入土为安吧，阿弥佗佛，安息吧，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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