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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下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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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虽然各地极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所居住的一些地区,而且在法国外面赞成这些变革。法国的统治是进步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乃一种外来统治,在必要的地方,是凭武力强加的。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法兰西国家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它都将把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这是专横的,但是拿破仑对臣民甚至更专横、更苛求。他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购、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烦。法国的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对行政管理的法国式性质的印象比对行政管理的质量的印象更深刻的时候来临了。
  换句话说,这些人已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这不仅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的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而且也解释了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发自内心的话;他在1814年写道:“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足,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象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的毁灭。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俞的思想意识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维也纳的解决方案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召开,重新炮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根据正统主义的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的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托,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沿莱茵河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都分地区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托)划归奥地利。在预想到以后的事件时,应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国是个由39个州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意大利是个包括9个州的“地理名词”,这9个州因为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托所居的统帅地位而由奥地利统治。
  六、民族主义
  我们所已研究的三个伟大的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看到李尔本、潘恩和罗伯斯比尔,还有平均派、后备民兵和无套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了解世界真相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员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知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不过应该注意到,18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明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这种对国家的新的忠诚的性质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宾派士兵给他母亲所写的以下这封信中:
  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我确实知道,你和我们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这些看法。你和他们都没察觉到遭蹂躏的祖国的呼唤。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给培养出来的,我在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虽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就我而论,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的原则不仅铭记心头,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统治天地万物的上帝乐意让我保持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将继续留在我心头。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ZO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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