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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五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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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台商指出,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的暴动是稍歇了,但在距离首都东区的Lippo,暴徒仍在流窜,东元电机、光阳机车等30余位台商在此受困。这个位于Lippo的工业区,是由印尼第三大集团绿宝集团李文正企业所开设的国际工业区,李文正的儿子与克林顿的女儿是同学,在印尼堪称后台硬、背景雄厚,该区又是印尼重要的外商群集工业区,也还是无法幸免暴徒的肆虐。
  对于此次的暴动,华商多表示不满。一位华商表示,印尼的大规模暴动全部针对华人,军警虽然在暴乱现场,却作壁上观,显然是为了让民众发泄情绪,而华人只是苏哈托政府贪污、腐败的替罪羔羊。印尼军警虽然已开始试图控制情况,但华人的资产、人身安全都已遭到严重的损失。
  一位台湾同胞说,印尼局势动荡,在印尼的华人备受生命的威胁,面对台湾打去的询问电话,只有无奈的说“目前不方便说太多”,即挂电话。据了解,泗水当地通往机场的交通已全面瘫痪,华人及台商目前想逃出来很难,现在这些在印尼的华人“只有请求上帝的保佑。”
  5月12日雅加达发生暴乱以来,泗水、万隆等地也跟着局势混乱,在当地的华人及台商成了无业游民及当地民众泄愤的焦点。商店被砸、车辆被焚,在城市里的台商及华人没人敢出门。住在印尼泗水的颜水娘家族在此地经商已二、三十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暴乱,也不敢出门,所有家族成员以电话互相联系。住在台湾的亲戚说,数天前颜家开的店被失去理性的人入内抢掠,幸好警方保护才得以脱险。
  面对台湾打去的电话,对方只听到台湾两字,便害怕的说:“目前这种情形不方便说太多”,即挂电话。辗转找到颜家住在香港的亲戚魏明巧,她说:目前在泗水的情形就如同电视所播的,亲戚们的安危只能求上帝保佑,往机场的交通全部瘫痪,想逃出来都难,只有少出门。魏明巧说,在印尼的亲戚们现在还可以电话对外联络,不过,只是报平安,其余的都不愿说,目前警方是否有保护华人的措施,她也不知道晓,只知道在印尼的家人现在是安好的。
  ● 林绍良银行遭劫,空与总统有交情
  林绍良是印尼华裔首富,曾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华人富豪,坐拥财富80亿美元。
  林绍良的发迹史既有机遇又有艰辛。
  林绍良于1917年7月16日出生福建省清邑溪口镇牛栏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福清家乡度过的。在那里,他度过了20余年平静而安逸的生活。
  他的父亲叫林元戴,母亲生了7个儿女,他是男孩中的老三。父亲一生务农,深感没有文化之苦,克服经济困难,先后送绍良兄弟入私塾读书。
  由于家中父母负担太重,家境不富裕。1931年,15岁的林绍良就结束了学业,走上了为家挣钱补助生活的道路。开始,林绍良在父母刚开设的饮食店中帮忙,后来,家人让他在村东交通要道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个小面店,经营卖汤面的生意。还未成年的林绍良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倒也能够赚得蝇头小利。1935年,林绍良的父亲因病去世,操劳家务的重担全落到他母亲的肩上。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地区,时局紧张,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兵荒马乱,他的小店也只好关门收摊。当时的国民党规定,凡家中有两个年满18岁的男子,必须抽一个去当兵。对此,有钱人家可以出钱买壮丁顶替。而许多出不起钱的人家为了逃避抓壮丁,就被迫流落前往南洋谋生。
  此时,外面抓壮丁的风声越来越紧,母亲日夜担心刚满18岁的儿子林绍良被抓走,便主张儿子出走南洋,一来可以躲壮丁,二来也可以去南洋闯一闯。
  1938年,林绍良跟随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乡探亲的同乡,以这位同乡儿子的身份在厦门通过关卡的盘查,登上一条开往南洋的荷兰轮船。
  林绍良的兄长林绍喜早于1929年便来到印度尼西亚,在其伯父开的中爪哇古都市的一间小杂食店当了4年的徒弟。林绍良到印度尼西亚后也投靠其伯父林光玉,在伯父经营花生油及其他食杂品的杂货店当学徒。这几年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是一位“新客”,不仅要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还要学习印尼语和当地爪哇方言,否则难以谋生。
  在小店里,林绍良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在这期间他一边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另一方面,为了多推销食品杂货店的货物,他还常到10里地外的三宝垅市。这种不起眼的小生意使林绍良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另外也使他进一步熟悉了解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情。
  正当他刚刚熟悉了当地的环境时,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爪哇,林家的生意一度被迫停顿,全家过着度日如年的贫困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从那时起至1950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进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把侵略者赶出去,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印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和荷兰殖民军各据一方,印度尼西亚各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
  这时,印度尼西亚各要道都被荷兰军封锁,印度尼西亚军队迫切需要的弹药和药品供应十分困难。林绍良凭着机智勇敢,靠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一次又一次地把弹药和药品送到。他的过人勇敢和经营才干,受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高级将领的赏识,林绍良也因此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要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的成功打下了深厚的、别人难以相比的基础。林绍良在独立战争期间结交的军官,包括当时还仅是军中一名普通上校、日后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哈托。苏哈托当时便相信年轻的林绍良是个可靠的华裔大商人。
  印尼人民战争胜利后,林家仍然做花生油生意,并逐步扩大经营,后来又开办了一间咖啡磨房。1952年,林绍良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将他的贸易总部从古都迁到了首都雅加达。古都的企业则由其兄林绍喜管理。林绍良到雅加达后,除继续经营丁香等生意外,开始由商转工,实行工商并举。首先向制造业发展。
  1954年,林绍良创办了一个肥皂厂和尼默、布托巴亚两个小规模纺织厂,产品主要供应部队。不久,又和友人在古都创办了中等规模的慕利亚纺织厂和万隆市达鲁玛纺织厂,接着,他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办了轮胎厂,此外还开设了铁钉厂、自行车零配件厂。随着工厂企业经营的发展,他开始经营进口贸易。与新加坡、香港、泰国等地华人企业建立了贸易和资金融通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林绍良扩展企业的资金不足,由于得到了泰国金融业巨子陈弼臣的盘谷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才得以逐步扩大经营。
  1957年,为了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林绍良决定集资在雅加达创办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任该行董事长。该行注册资金为10亿印尼盾,先设分行两家。中央业细亚银行的开办,不仅使他开始进入金融界,而且为他经营的各种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1960年,印尼政府颁布《禁止外侨经营零售商法令》,华侨经营的工商业受到了不少限制,遇到不少困难。到1963年,印尼政府又开展了对抗马来西亚运动,使印尼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也遇到挫折。但由于这时的林绍良的企业已由商转工,工厂主要产品多为面向国内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总的来说林家企业比过去大有发展。
  60年代后期,印尼经济开始复兴。新上台的苏哈托总统一改前任苏加诺总统排斥华人资本的政策,转而利用这些资本投入国家建设,这就使得印尼华人在经济领域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且当时印尼举国上下人心思安,百废待兴,很适于经商发财,于是林绍良开始在商界大显身手。
  60年代初,随着丁香业的发展,印尼每年需要丁香达35000吨,其中85。17%靠进口,林绍良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立了专营丁香进口贸易业务的肯卡有限公司。
  1968年,该公司与苏哈托总统的弟弟普罗汲苏德约主持的默年布阿那有限公司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通过这项专利,他们从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进口的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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