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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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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音响格调,咸自停匀;
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瓨、王眘、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
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絺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
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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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以李世民本人为代表,他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所用,对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虽有文才却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而且,李世民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能够从艺术上欣赏文学。他亲自撰写的《晋书·陆机传论》,就大力称赞陆机“文藻宏丽”的创作。这虽不能直接引起文学的兴盛,至少也是为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唐初的几代君主,不仅太宗如其自称喜“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
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又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几个宫廷文人集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许敬宗,高宗朝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中宗时的宋之问、沈佺期等。这些宫廷文人,或位居显贵,或为帝王所奖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风。他们的大量创作,内容也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既无须亦难以深入抒发情思。与南朝及隋代宫廷诗相比,可以说稍归于“雅正”,但也因为这种“雅正”而更显得苍白无力。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持了一种艺术风气。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沿革的消息;其中有的诗人,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初唐的宫廷诗人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是繁缛绮错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性的重点,起初是对偶的修辞技巧,尔后又增之以调声的技术,并且最终把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齐梁时期,诗坛上便已出现对偶说和声病说,但前者失之粗略,后者又失之琐细,且两者各不相侔。至北朝后期和陈隋诗人,五言诗的律化更进了一步,有少数诗篇已经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规定,但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新的总结,有些问题(如粘附规则)还没有完全解决。七言诗的律化,更处于幼稚阶段。唐初的上宫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在刘勰提出的“事对”、“言对”、“正对”、“反对”之外,又增之以“双声对”、“叠韵对”、“扇对”等,把原来仅限于词义的对偶又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稍后的元兢,不仅提出了字形和词义的对偶,而且提出了调声三术,表现出将声律与对偶紧密结合的新努力。从武后至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在当时的一批宫廷诗人笔下已大量涌现平仄协调、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完全成熟。可以说,在律诗形式的完成过程中,宫廷文士起了规范化和统领风气的作用。
其中,尤以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三人的成绩最为显著。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今存的诗主要系五言律诗,也有少数七律。他的诗,句律精严而笔力雄健,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均完全合律,无一失粘者。他在武后天授初所作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完全合粘,可见他对律诗这种新体制驾轻就熟的功夫,所以深为时人所重。杜甫曾称引李邕对审言的评价:“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意即指此。明人许学夷称其为“律诗正宗”(《诗源辩体》)。他在江阴任职时所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曾被明代的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诗以大地回春的绚丽风光反衬游宦者有家难归的悲哀,用声色俱现的外景点醒时不我与的苦涩情思。“偏惊”、“忽闻”两句,顿挫有力;“云霞”、“梅柳”一联,感觉何其明快。从诗情来说,在当时也算是较为充实的了。
与杜审言同称为“文章四友”的,还有李峤、苏味道、崔融,他们均在武后朝任过凤阁舍人。李、苏曾为执宰大臣,位显名高,所写的多为奉诏应景之作,李峤并有咏物诗百余首,均了无情致。但在诗律上他们却是高手,在当时频繁的应制活动中,他们的诗合律率最高,宜为“一时学者取法”(《新唐书·李峤传》)。
宋之问(约656—约713)、沈佺期(约656—713),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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