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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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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春山郭。
这类诗均以写景见长。尤其突出的,是善于从寻常景物中发现新鲜动人的美感,构造清丽的意象,令读者觉得亲切。除本篇中“远树”以下四句,像《和徐都曹出新亭渚》中“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之句,也是绝好的例子。在写作方法上,也不像谢灵运那样一一纪述游历过程,寓目成句、随意铺排,而更多地对自然景物作选择、提炼,重新加以安排,从而摆脱了过去文人诗常见的冗长、深芜的弊病。所用的辞语,既是精炼的、诗化的,却又浅近易解。这就容易达到他所提出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要求。
谢朓作于永明十一年以后的诗,很多蕴涵着仕宦的忧虑。虽是同样以写景见长,但写景与抒情的结合要比前期密切,内容也因此显得丰富一些。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这首诗作于刚刚离京赴宣城任太守的旅途中,诗中愁绪不仅是离乡的伤感,也掺杂着对复杂的政治无可奈何的心理。写景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并不是苦心雕琢,但绝非常人所能道。这是对美好景物的敏感和美妙联想的结合,所以自然秀丽。难怪李白要说:“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金陵城楼月下吟》)
谢朓还写了不少乐府诗。他的非乐府诗,有吸收乐府民歌之长的地方;他的乐府诗,却又涵化以文人的素养,使之摆脱俚俗风格,语言在浅近中呈精致,意蕴在明晓中显婉转。尤其是五言四句的小诗,原是南朝民歌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过去文人也有一些模仿之作,但只是模仿而已。到了谢朓手中,才形成与民歌显然不同的特点,使之成为文人诗的一种新诗体,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五绝。
落日高城上,余光入繐帷。寂寂深松晚,宁知琴瑟悲。(《铜雀悲》)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玉阶怨》)
严羽《沧浪诗话》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这除了声律的因素之外,还因为诗歌的语言经过长期探索、磨炼,到了谢朓时更加纯熟了。在谢灵运、颜延之的诗中,还是很容易找到病句、累句,在谢朓诗中就极为少见。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自然流转,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而他的诗,也是以清新自然见长的。
孔稚珪(447—501)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曾任太子詹事等职。作品以骈文《北山移文》最著名。“移文”本是一种官府文书。本文用拟人手法,以北山(即钟山)之灵的名义,指斥一位初以隐逸自高、后则变节游宦的“周子”,阻止他再从此山经过。或以为此文是讥讽与作者同时的周颙的。但文中所述情况,与周颙仕历不符,况且孔稚珪一生都在做官,实在也不好一本正经地指责别人不够清高。所以说,这应是一篇俳谐之作。但它虽然是游戏的雅谑的文章,文中所嘲笑的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始以孤高而终于卑俗的行为,却是南朝文人中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不能说没有社会讽刺的意义。文章起伏变化,腾挪多姿,句子简截有力,绘声绘色,富有妙趣。前半部分先大肆称誉“周子”的清高,如“风情张日,霜气横秋”的比拟,极言其风度情致之高超,操守气概之凌厉。忽然转入这位“高士”的变情趋俗之状:“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笔势一跌千丈,在鲜明的对比中,造成强烈的滑稽感。以拟人手法刻画风物情状,也是本文的显著特色。如写“周子”出仕后山林的寂寥: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迳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由于把自然风物当作有灵性的东西来描绘,形象更为鲜明,感情气氛也格外浓厚。写山林待人,实际正是反映人对山林的向往,这里无疑包涵了作者自己的心情。

第三节 梁代诗文

梁代文学延续了齐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许多作家的活动也跨越两代,所以习惯上常以“齐梁文学”并称。但梁代文学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现象,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从社会环境来说,自梁朝建立至侯景之乱,武帝萧衍当政达四十七年之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政权稳定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而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并都有一定的创作成就和理论上的建树,也刺激了文学的兴盛。正如《南史·文学传序》所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
梁代许多文学家有较强的理论意识。与刘勰、钟嵘等专门的文学批评家有所不同,他们往往不是全面地讨论文学,而是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着重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基本问题,与当代文风的演变,关系特别密切。
这里最突出的是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尤其是抒情特征的重视。当时有一种将文学的标准与社会的伦理标准分离开来,单纯从艺术的要求来看待文学的倾向。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此所谓“放荡”,就是摆脱束缚的意思。作为帝王,萧纲等人绝不是不重视道德对于维护其政权及社会统治秩序的作用,所以萧纲教训儿子要“立身谨重”;但在他们看来,文学纯属于个人感情的、审美的范畴,所以不妨“文章放荡”。对于诗文的评价,当时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这些看法,比较前人更为彻底地排斥了视文学为政教工具的儒家观点。但也应该指出:从理论上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及抒情性,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则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从梁代帝王、贵族的狭窄的生活中产生的文学作品,难免带有先天的缺陷。
梁代文学除表现了魏晋以来流行的常见题材,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以描摹女性容貌举止为中心,也包括传统闺怨题材的宫体诗,一是以边塞风光及战争生活为中心的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从渊源关系来说,宫体诗是齐代出现的艳情诗的发展;边塞诗作为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审美效果的创作,始于鲍照,但除他以外,同时作者甚少。到了梁代,边塞诗的写作才成为普遍现象。
梁代文人在理论上特别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反对过于书面化的、典雅深奥的语言风格,提倡雅俗结合,要求文学语言浅显流畅并具有音乐性的效果。这在萧纲、萧绎的文论中有所表述,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则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一方面批评鲍照的作品过于近俗,同时激烈地攻击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文体是:“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他认为理想的风格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这种看法代表了梁代文人比较普遍的认识。
而追求语言的通畅易晓,也正是因为过于深奥曲折的语言,在表达和理解两方面都造成阻隔,使畅达抒情变得困难。
这些要求自然地贯彻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梁书·庚肩吾传》说,自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诸人“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梁代,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其中包括庚肩吾、庚信父子,徐摛、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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