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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
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特色。这两部书对后代散文都有重要的影响①。在表现形式方面,文也与诗歌同步,多运用骈偶手段,除了史书和一些专门著作外,大多数文章都是骈体文。甚至像《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都是用骈体文写成的。史书的写作也非常兴盛,据《隋书·经籍志》,单《晋书》就有二十多种。但这些史书大多失传了,现存而比较重要的当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其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相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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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散文”这个概念,有时与骈文对称,只是指单行散句的文章,有时则泛指诗歌、辞赋以外的各种文章。这里使用的是后一种意义。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也有重要的发展。虽然还出现过左思的《三都赋》,但汉代兴盛一时的写物的大赋在这时毕竟没落了,抒情小赋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辞赋在艺术形式上比一般骈体文更为讲究,藻饰、声律、骈偶、用典这四种修辞手段被大量地使用,语言也特别工整精丽。其发展趋势,是逐渐律化。
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初具规模。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的小说分成“志怪”和“志人”二类。志怪小说专记神异鬼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它的兴盛与当时道教、佛教以及其他神鬼迷信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但其中记载了不少优美的民间传说,作者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脱离宣扬神道的初衷,写出富有艺术趣味的作品。在志怪小说中,很多地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志人小说,现存较完整的著作只有宋代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内容专门记叙汉末以来上层文士的言行,尤详于东晋。它的每一篇都很短小,却能写照传神,刻画出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语言以简洁隽永见长。对于了解魏晋时代士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这是一本最重要的书。魏晋南北朝小说对后代的小说、戏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很多缺陷,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开辟了各种新的道路,提供了多样的发展可能性。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文学的发展也同其他事物一样,并非按照预先设定、不偏不倚的道路行进,后人总是要对前人的尝试和成果加以批评修正,但这并不构成否定的理由。
第一章 魏晋诗文
第一节 建安诗文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能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人们在谈到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当然,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上表现的上述特色。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力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
一、曹氏父子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终遭到失败,但在文学上却取得最大的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曹操(15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