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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楚歌的流行与早期的五、七言诗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随着楚人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用楚地方言歌唱、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借着古老经典的身份，为士人所普遍诵习，但那种四言诗体的写作不见兴旺，今传只有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模拟之作。而楚歌则由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以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时代的心声。
汉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项羽的《垓下歌》——虽然他是汉王朝的失败的对手。那是在汉五年（前２０２），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支歌和“霸王别姬”的故事，常被作一种爱情意义上的解释，但这是不充分的。在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时代，一个权势人物遭受失败的最明确最严酷的标志，是他的女人将作为财产为胜利者所占有并重新分配。倘若虞姬不自杀，那就是她的未来。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虞姬这个活生生的人物，以最刺激感情的方式，显示着他在短短几年内登上成功的绝顶而主宰天下，复又坠落失败的深渊而不能保护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急剧的变迁。他愈是对个人的能力保持骄傲和自信，就愈是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力。这种关于个人的自主欲望与外界控制力量——所谓“命运”——相互冲突的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刘邦的《大风歌》。虽然，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成功的英雄，他的《大风歌》却贯穿着相似的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社会底层出身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与项羽相反，境遇的剧变却是相同。支配这种剧变的命运力量同样是刘邦所难以理解的；并且，他也无法预料他所打下的江山未来命运究竟如何。
从秦末大动乱到汉王朝建立，中国历史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这历史的变迁又造成历史人物同样剧烈的人生变迁。由此而产生的失败英雄项羽的《垓下歌》和成功英雄刘邦的《大风歌》，表现出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新的思考。虽然他们的思考只是以困惑和感慨为主，却预示了文学的主题将会有深入的发展。
从西汉前期到中期，还有许多上层人物创作的楚歌为史籍所记载。而且，尽管作品的背景和内容互异，在感叹人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如武帝时远嫁乌孙王的公主刘细君的思乡之歌，被迫投降匈奴而全家被杀、欲归无路的李陵的别苏武歌，宣帝时因觊觎帝位而被杀的广陵王刘胥的临终歌①，等等。并且，这种意识还扩大到其他体式，例如汉武帝刘彻著名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是一首优美的作品。篇中描写了典型的秋色，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虽然，武帝坐稳了江山，他的感慨与生活于历史剧变中的项羽、刘邦不同，但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专制君主，在沉湎于神仙方术的同时，他深知自己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人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
五言诗方面，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有了，楚辞中，若去掉语气词“兮”字，更为普遍。但到了汉代才有非常接近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当数汉高祖姬戚夫人《春歌》②：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
①这些作品在史书中均只载歌辞，不题篇目。
②相传为虞姬和项羽的一首歌，是完整的五言四句，但其真伪尚有争议。
这首诗也是楚歌。但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没有用楚辞和楚歌特征强烈的“兮”字，而且除了开头两句，都是五言诗句。以后，在武帝时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如果联系乐府民歌来看，五言诗在汉代的进展就更为清楚。一般认为系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便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要到东汉才逐步兴盛起来。但并不是说西汉时写出完整的五言诗尚存在何种技术上的困难，只是人们还没有充分发掘出这一诗体的优越之处，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写作的风气。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汉代以前已经很多见。《荀子》中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辞》，就是以这种七言句为主的。其格式大体如：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曾经很流行。楚辞中《橘颂》那一类四言形式，与《诗经》不同，如将两句连续，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深固难徙更壹志。……”可以说，在先秦文学中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
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
……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另外，《汉书·东方朔传》说东方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意思说他作有八言诗七言诗各上下篇；《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由此可见，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不过据残存的东方朔七言诗句来看，这种“七言诗”仍可以带有语气词“兮”字。还有，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是完整的七言诗。虽然不少研究者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以当时诗歌写作的情况来看，它的存在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掘，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