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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想象的新奇、感情的天真，让人百读不厌。
万历时期出现许多辑录散曲、时调（或兼收戏曲）的选本，其中收民歌较多的，有黄文华编辑的《词林一枝》、熊稔寰编辑的《徽池雅调》、龚天我编辑的《摘锦奇音》。这里面的民歌，仍以写男女之情的最为集中，而以感情的大胆真率、语言的尖新倩巧为特征，与前面所提到的选本中的民歌有不同的面貌。当然，选本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所选作品的年代，但从所用的曲调来看，当以嘉、隆以后的为多。
纱窗外月正高，忽听得谁家吹玉箫。箫中吹的相思相思调，诉出他离愁多少，反添我许多烦恼。待将心事从头从头告，告苍天不肯从人，阻隔着水远山遥。忽听天外孤鸿孤鸿叫，叫得奴好心焦。进绣房泪点双抛，凄凉诉与谁知谁知道。（《罗江怨》）
为冤家鬼病恹恹瘦，为冤家脸儿常带忧愁。相逢扯住乖亲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就死在黄泉，在黄泉，乖，不放你的手。（《劈破玉》）
晚明时期通俗文学专家冯梦龙对于民歌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编辑了《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和《山歌》（又名《童痴二弄》）。前者已不全，残存小曲近四百首，大都是江南人依北方俗曲所作；后者收作品三百余首，其中包括一些上千字的长篇，绝大部分是用吴语写成的吴地民歌。这两种民歌集有其显著的特点：一，在几种重要的俗曲集中所收作品年代最迟，基本上都是万历中期至天启、崇祯年间的；二，这些作品有许多经过文人加工或改编，有些更直接出于冯梦龙本人及其友人之手；三，在编辑意识上，如《山歌序》所言，具有明确的反抗封建道德的目的；四，以前文人辑集的民歌还是以表现男女间的感情为主，在这两部集子中，则有更多的对于“欲”的肯定，以沈德符的批评的话来说，是带有“秽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却表现着更为大胆的反抗意识。总之，《挂枝儿》与《山歌》，更多地反映了晚明文学的精神及文人文学与俗文学的结合。
《挂枝儿》中的情歌常写得热烈而曲折深细，生活的真实感极强，如《做梦》：
我做的梦儿到也做得好笑，梦儿中梦见你与别人调，醒来时依旧在我怀中抱，也是我心儿里丢不下。待与你抱紧了睡一睡着，只莫要醒时在我身边也，梦儿里又去了？
还有些带有诙谐色彩的，表现出晚明文学普遍的特点，如《送别》：
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是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
《山歌》也是以写男女私情为主，其放肆程度，又较《挂枝儿》为甚。这里面难免有些过分之处，但总体上还是表现了人们对不自由的生活现实的抗争。像“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偷》），“宁可拨来老公打子顿，冉舍得从小私情一日空”（《怕老公》），都不只是风流的歌唱，而深藏着受压迫的悲哀，表现了争取自身幸福的勇气。《山歌》的语言完全是口语化的方言，修饰的成分更少，常有很朴素又很美妙的构想，如《模拟》：
弗见子情人心里酸，用心模拟一般般。闭子眼睛望空亲个嘴，接连叫句“俏心肝”。
这种小儿女的痴情，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山歌》中的长篇，大都是故事性的，说白和唱相杂，语气生动、情绪活泼的特点比那些短篇表现得更加充分，是研究吴地民间文艺的极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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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 清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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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明末腐败的政权在满洲军事力量和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双重压迫下，很快呈现崩溃之势。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继而清军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击溃李自成军，占领北京，揭开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的帷幕。在清初一二十年中，民族矛盾仍然很尖锐，由汉族士大夫所发动的反清武装斗争和清政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一度进行得异常酷烈。直到康熙初年，民间的抗清活动才逐渐衰落。至十七世纪末即康熙中期，经过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准噶尔噶尔丹之叛以及收服台湾之役，国内的战争大体宣告结束，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稳定的统治。
它直接控制的行政区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广大的。
对于清代文学，结合政治与社会变化的情况，我们将之大致地划分为三个时期：自清人入关至雍正末年（1644—1735）为前期，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为中期，自道光二千年鸦片战争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为后期。前期与中期，是中国社会按照其自身规则发展变化的时期，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后期（即通常所说的“近代”）则是中国社会受到外来力量强烈冲击而发生剧变的时期，文学同样受到这种历史剧变的深刻影响。下面，我们先介绍前期与中期的社会政治情况及文学演变，然后再谈后期。
清前期和中期，在嘉庆以前，因康熙、乾隆均在位年久，高层权力结构稳定，国力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从经济方面来看，清初的战争一度曾造成严重破坏，但随着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它的恢复也很快。尤其是由于历史上沿长城一线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紧张对抗至此完全解除，使统治者有可能通过削减赋税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加之康熙十分重视水利建设，鼓励生产，农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人口也有明显的增长。在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以后，广大民众的生活较之天灾与战乱频仍的明末无疑要好得多，这是清政权能够为广大汉族百姓接受的首要基础，也是从民族意识出发的反清斗争难以坚持下去的关键原因。农业的增长也支撑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乃至新的发展，乾隆时，东南沿海地区的纺织业、盐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都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资本主义的萌芽重新得到滋育生长。如钱庄这种信用机构，在清代发展得比明代更为普遍和完善，这正是适应工商业经营规模扩展的结果。而且不仅是东南沿海，北方如北京、太原等城市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在国际交往方面，清初曾因台湾为郑氏所据，禁止海上贸易，到康熙中期以后禁令解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比前代更为密切。在《红楼梦》等小说中，可以看到各种奇巧的“洋货”成为富贵之家喜好的东西。
但是，倘若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现代科技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相比于这种变化，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极其缓慢的，自明代以来中国滞后于世界发展的情况也因此更显得严重。
清代的对外交往虽比以前要多，但政府对发展国际贸易和吸收外来文化，都并不抱积极的态度，对外部世界真实情况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在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炮舰强行打开中国门户以前，古老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
之所以如此，广泛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固然是根本原因，统治者竭力强化封建专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关键的因素。
清人入关以前，汉化的程度就比较高，这不同于以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他们的上层能够很快适应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与文化心理。入关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迅速清除了尚存的部落军事联盟的遗迹，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并逐渐强化了君主专制。明初朱元璋以内阁制取代宰相制度，是一种集权的手段，但内阁的权力到明中后期又有所增长。康熙时设立南书房和大臣会议，以削弱内阁的权力；雍正又改立军机处，把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再度形成极端的专制。
在经济较为发达、财富容易聚敛的情况下，封建专制制度腐败的速度也相应加快，这是明、清的统治都无法逃脱的命运。清初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支出，实行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其后沿袭不改，这实际是鼓励贪污。清政府对失职官员以罚款报效为惩治手段，也同样起到鼓励贪污的作用。而以皇帝为首，统治阶层竞为奢靡，贪于享乐，给社会造成巨大负担。如北京的圆明园，自康熙朝始建，费四朝经营之力，巨丽无匹。乾隆好大喜功，屡下江南，耗费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