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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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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类型的作品,其时代先后已不可考,未必就是艺术成就最低的时代最早,但元代话本在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则可断言。
宋,元话本的上述三个特点,对后来通俗小说的发展具有指示方向的作用。《水浒》、《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而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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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宋、元的文言小说

中国的文言小说发展到唐传奇而形成高峰,宋代则相对衰落。究其原因,正如鲁迅所说,是由于“士习拘谨”(《中国小说史略》)。与唐代的文言小说相比,宋代作品的想象力较弱,文字也嫌平实,议论益趋严冷。但也有值得重视之处,是文言小说受到了市井民众的影响,从而一方面出现了唐传奇所不具的若干思想成分,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吸收了“说话”的一些特点,文字较唐传奇通俗,描写也较具体细致。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才在元代出现了文言小说的杰构《娇红记》。

一、宋初的文言小说

宋初的志怪,有徐铉的《稽神录》、其婿吴淑(947—1002)的《江淮异人录》等,传奇则有乐史(930—1007)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等。铉生平见前宋诗部分。淑字正仪,润州丹阳(属今江苏)人,和徐铉一样,原仕于南唐,后随李煜归宋,仕至职方员外郎。史字子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由南唐入宋,举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先后任著作佐郎、三馆编修、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又尝先后知陵、舒、黄、商诸州。学问渊博,著《太平寰宇记)二百卷,为地理方面的名著。
《稽神录》所记,大抵简率,事亦平淡。吴淑之作稍详,但想象力也显得贫乏。如其记洪州录事参军成幼文遇异人事,先叙一恶少年欺凌一个卖鞋的小孩,害得他把所卖鞋子堕入泥中,一书生要周济此小孩,又遭恶少年辱骂,书生“甚有愠色”。接着就写成幼文把这书生请到自己住处谈话,并留他住宿;晚上一起闲谈时,成幼文到内室去了一下,出来就不见了书生,但大门却都好好关着;过一会书生又出现了,说他已杀了那个恶少年,并把头颅掷在地上;他在头上敷了些药,“捽其发摩之”,头便变成了水。其实,唐代铏《传奇》写聂隐娘事,就已说她能“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入舍,以药化之为水”。在进入人家时,“度其门隙,无有障碍”。所以,吴淑并没有给这位侠士创造新的技能,只不过给他设计了一个杀人的理由;而这理由实在也很一般。
乐史的传奇具有明确的伦理目的。他的《绿珠传》篇幅不大,议论却相当长:“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皆以绿珠为名。
……其故何者?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性,怀反复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若以此与唐沈既济《任氏传》篇末的议论相较,就可以看出他具有远为强烈的道德上的义愤;因为《任氏传》虽也感慨于有些人的道德品质还不如狐,却没有这样地声色俱厉。所以鲁迅说宋传奇“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则宋人积习如是也,于《绿珠传》最明白”(《中国小说史略》)。
大概由于伦理上的目的太突出,对于传奇的其他要求就比较放松。所以,一方面不重视描写人物及其内心世界,如于绿珠之死,就只说:“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于是堕楼而死。”即使当时形势确是紧张到每人只能说一句话,但写写各人的神态、特别是石崇在绿珠死后的反应,总是可以的吧。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创造性,鲁迅说乐史的“绿珠、太真二传,本荟萃稗史成文,……又参以舆地志语”(同上),是很确切的。如《杨太真外传》即大段大段地采录《长恨歌传》。在写史传时,这方法本来常被运用;但用于写传奇,未免是以“荟萃”的功夫代替了创作。
所以,北宋初期的志怪和传奇,较之前代不免有相形见绌之感。

二、北宋中后期的文言小说

自此之后,北宋的志怪有张君房《乘异记》、张师正《括异志》、聂田《祖异志》、秦再思《洛中纪异》、毕仲询《幕府燕闲录》等,大抵仍循着徐铉、吴淑的路子。传奇则情况较为复杂,约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深受“士习拘谨”的传统的束缚。第二种类型,虽仍受“士习拘谨”的影响,但已出现了若干与宋、元“说话”相通的因素。第三种类型则具有较明显的市井民众的思想特色。
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有秦醇、钱易、张实诸人的传奇。
秦醇,字子复,谯郡亳州(今安徽亳县一带)人。生平不详。现存的四篇传奇均收入刘斧《青琐高议》。刘斧生活于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秦醇当为北宋前期或中期人。所作传奇以《赵飞燕别传》及《谭意歌传》较受注意。前者写飞燕、合德姐妹俱得汉成帝宠幸,姐为皇后,妹为昭仪,既而飞燕失宠,昭仪纵恣,杀害成帝其他妃嫔所生之子。成帝死,昭仪也被迫自缢;并以杀成帝子嗣,“罚为巨鼋,居北海之阴水穴间,受千岁冰寒之苦”。但核以情理、杀子之事非昭仪所能擅为,就史实来看,也确是成帝与昭仪共同干的(见《汉书·外戚传》);即使成帝对昭仪因爱生畏,杀子出于被动,但若不经成帝同意,此事就不可能出现。今则诿过昭仪一人,让她独受巨罚。从中既可看到“为尊者讳”的道德观,也反映了女人祸水论的传统思想;死后巨罚的设计,尤可见其严冷。唯篇中有“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语,甚为明代文人胡应麟等所赞赏(见《少室山房笔丛》)。《谭意歌传》写谭意歌流落长沙为,与张正字相爱,婚约甚坚,其后张迫于母命及舆论,竟另娶妻。而两人分别时意歌已怀孕。意歌虽知被弃,仍养子守节,不另嫁人。三年后,张所娶妻已死,遂与意歌重圆。其子长大后成进士,意歌“终身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衍”。鲁迅谓此篇“盖袭蒋防之《霍小玉传》,而结以‘团圆’者也”(《中国小说史略》)。而若以男性为中心,谭意歌实比霍小玉、崔莺莺都可爱得多。她在被弃以后,既不像霍小玉那样给李益带来麻烦,又不似莺莺那样嫁给别人,却仍艰辛自守,男子什么时候愿意跟她重圆都可以。鲁迅评其传奇为“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同上),实非苛论。
钱易,字希白,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后裔,北宋前期人,《宋史》有传。大中祥符年间“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所作《越娘记》,写杨舜俞为越娘尸骸迁葬,越娘鬼魂很感谢他,与他同居。但她的这种行为为正道所不容,故最后被一道士以符拘系,并受答挞。
张实,字子京,生平无考。所作传奇《流红记》收入《青琐高议》,自为北宋人。该篇写唐僖宗时事:宫女韩夫人题诗于树叶上,置于御苑水渠中,随水流出,为儒生于祐所得。祐复题两句,也书于叶上,置于上流水中,流入御苑,又为韩夫人所得。韩夫人为此更题了一首诗。其后僖宗遣放宫人,韩夫人得以出宫,经人介绍成婚,而其丈夫竟然就是于祐。
此篇内容系缀合前人所写两个故事而成。其一,《云溪友议》载:唐宣宗时卢渥于京师御沟拾得一红叶,上有题诗,其后竟与题诗的宫人成婚。其二,《本事诗·情感第一》载:顾况曾拾得皇宫中流出的大梧叶,上题一绝句;顾况于次日也题诗于叶上,置于流入皇宫的水中;其后又有人拾得宫中流出题有诗句的梧叶,系答顾况诗而作。《流红记》缀合此二者,稍加渲染,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尽量符合当时道德规范。如顾况和卢渥所得宫人之诗,分别为: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随红叶,好去到人间。
前一首的一、二两句,颇有怨怒之意,后两句显含对于爱情的企求,这都不是安分的宫女所当为。后一首则仅有很淡的哀怨,合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旨。《流红记》中韩夫人题于叶上的第一首诗即用后者。顾况所题之诗,为“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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