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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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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一首作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后一首作于他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都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经历了生命危险、遭受极大不幸的时期。但这两首诗的感情基调,既不是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水调歌头》的开头,把酒问天,今夕何年,乃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离合悲欢。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须自怨自艾。《念奴娇》也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再如《定风波》这样的小令,也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词句中,交杂着悲凉苍劲和旷达坦荡的情致。在词的历史上,上述二类题材及其精神境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它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在前面所举的例文中,如《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奋昂,《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恋情、写伤感的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而另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与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地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转为风趣轻松,像《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上阙写人看“我”,是挤挤蹭蹭,“相排踏破伞奕埂保幌裸谛础拔摇笨慈耍蚧蚴章蠡蛉瘢褂小白碹盼曰苹琛保畹钠蘸芘ā
总之,苏词的多样风格,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当然,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而且,对这种风格,苏轼是有意识追求的。他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语言方面,苏轼也是“以诗为词”。当然,文人词在形成过程中,本来受了诗的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使词的语言从俚俗浅易转向典雅华丽,而且汲取范围也很小,由此渐渐发展成词所特有的语言风貌。到了苏轼的时代,诗歌语言本身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以诗为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宋诗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像《水龙吟》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乃至《满庭芳》上阕首句“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和下阕首句“云何,当此去”,以及《定风波》末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都是不讲究文字的凝炼和意象的密集,词汇所形成的音顿不太整齐,系连词用得较多,而接近散文甚至口语。这种语言在词调固定的格式中仍然有其节奏感,只是它的音乐性已经不是很强了。但它也使词的语言表现方式从单一化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取得摇曳变化、舒卷伸缩的新颖效果。再有,苏轼词中常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如《江神子·江景》“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出于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千秋岁·次韵少游》“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出于《论语》。这种手法虽有时会产生拗涩之弊,却也有引发联想、扩充语言内涵的作用。在诗歌中,这本是常见的,而比较大量地用于词,苏轼却是第一个,对辛弃疾等后代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词这一领域中,苏轼对题材、风格、技巧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他的词作与词的传统出现重大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不少人对苏词,特别对其“以诗为词”的特点提出了批评。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①,李清照则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词论》)。这些意见都是从词的传统标准、传统观念来提出的,而忽视了苏轼使词得到解放,成为与诗文一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的独立文学体裁这一重大意义。即便苏词中有些是“不协音律”即不合适演唱的,也未必是什么毛病。脱离音乐的书面化的词和与音乐紧密配合的词,未尝不可同时存在。
①此语是否出于陈师道,学者颇有怀疑,但仍可以代表对苏词的一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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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宋后期文学

由王安石变法引出的党派之争到哲宗、徽宗时期,已完全失去政见分歧的意义,成为权力场上的勾心斗角,而最终是一批心胸狭窄、善于逢迎的官僚把持了朝政,政治的腐败日渐严重起来。
但在北宋后期直到金人入侵之前,却有一种歌舞升平的气氛。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契丹人的威胁由于其自身的内外问题而减轻了,而逐渐强大的女真人尚未与宋正面对敌;民间虽发生过方腊、宋江等人领导的反抗活动,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从《清明上河图》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北宋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在徽宗时期,这种基础虚弱的繁荣达到了高峰。
这一时代的特点影响着文人的生活与创作。北宋后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苏轼门下,因此都不免一度受到排挤甚至迫害。他们的性格比苏轼要显得软弱,他们的创作也少有苏轼那种自由奔放的气质和恢宏开朗的精神。而在形式与语言技巧方面,他们却更为讲究,抒情内涵便深藏这种讲究之下。而词作为一种与都市生活及士大夫的享乐需求密切关联的文学体裁,在当时繁荣而浮靡的社会风气刺激下得以进一步的发展,语言和技巧也更加圆熟与精美。但其基本格调却不是沿着苏轼所开启的方向,而是更多地沿续传统题材及风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理学与禅宗在当时都很兴盛,对诗歌也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两种学说虽宗旨不同,但都是指向人生而哲理性很强的。诗人把这二种内容引到诗中来,写得不好,往往变成押韵的语录或禅学讲义;但运用得当,也会得到一番自然悠远、理趣盎然的风味。尤其是禅宗,它强调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悟,讲究“活法”,反对教条化的拘泥与模拟,所以在思想方法上对诗人也有一种推进的力量。当时道教也非常兴盛,但它的迷信和粗糙,使士大夫对它不大感兴趣。
这一切,到女真人铁骑南下、北宋灭亡时才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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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新的文坛领袖,他也同样注意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在《答李昭玘书》中他曾说过,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这四人由于苏轼推赏而知名于世、又因他们都曾任馆职,故称之为“苏门四学士”。此外如苏轼之弟苏辙,与苏氏兄弟并称为“二苏三孔”的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苏轼的小同乡、人称“眉山先生”的唐庚,以及李廤、李之仪、陈师道,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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