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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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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本人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也具有典范意义。他的诗中,如《答朱案捕蝗诗》、《食糟民》、《答杨子静两长句》等,都是涉及具体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并且就此陈述己见,或表示内心的道德自责。他的政治诗的数量并不多,这大约因为他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不同于一般文人急于用诗歌来表现自己。
欧阳修诗中一些古体长篇,好发议论,好铺排叙事,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如《洛阳牡丹图》像一篇《洛阳牡丹记》,《吴学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像一篇别扭的古文,《鬼车》以“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开头,中间又有“不见其形,但闻其声,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实在不能算作“诗”了。另外,《扪虱新话》指出他的《菱溪大石》等篇系模仿韩愈,这也是和时代风气一致的地方。不过,他很少用生僻字眼、险怪意象。
那些极度散文化的古体长篇,以其新异的面貌起到了打破诗歌常规体制的作用,但从艺术性来说,确实找不到多少诗趣。不过欧阳修的一些以近体为主的短篇之作,常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如著名的《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所以,虽说是有如口语的句子,其实写得很讲究。全诗的关系,也是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唐人律诗多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力图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节奏,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再如《别滁》: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从眼前景色引出事件、人物,再引出人物的心情,也是流动而连贯的笔法。唐人写别离诗有“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张渭《送卢举使河源》),“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武元衡《酬裴起居西亭留题》),都是以景物为衬托、把情绪托向高潮的写法,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宋诗含意深婉、脉络细密的特点。
欧阳修散文的成就比诗歌更显著。当时人吴充《欧阳公行状》中说他“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指出了他的散文创作的一些主要特点,即第一,文体多样,有各种类型的议论文、叙事及抒情散文;第二,兼采“古文”与骈文之长,根据内容需要熔铸剪裁,形成新的散文风格;第三,变化多端,开阖自如,气脉流动,富于内在节奏感与韵律感。
欧阳修的政论性的文章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是传统“古文”中的名篇,对结构和文采都颇有讲究,但并不是文学性的作品,故不予多论。最能体现他的文学技巧与艺术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散文。在这一类文章中,他尤其不持狭隘的“古文”观念,在注意散体文意脉结构、句法上的特点的同时,又汲取骈体文在音律、辞采方面的长处,并且重视文中情绪变化与文章节奏变化的协调,时而舒展,时而收敛,呈现一种纡徐流转、抒情性和音乐感都很强的风格特点。例如《丰乐亭记》、《相州昼锦堂记》、《泷岗阡表》等都是如此。而最著名的《醉翁亭记》,从“环滁皆山”的扫视开始,将读者的视线逐渐引向西南诸峰,推近到琅琊山,入山中溪泉旁,随峰回路转,又引人抬头看见泉上小亭,再从作亭者为谁、命名为谁的设问,推出主人公——号“醉翁”的太守,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于酒也”的感慨议论,趁势导向山中四时之景,收转来写“醉翁”的酒宴和醉态,酒宴散后的情景,“醉翁”与人不同的心境,最后点明太守为“庐陵欧阳修”即作者本人。全文既萦回曲折,又连绵不绝,无一句跳脱。文中每一个意义完足的句子都用叹词“也”结束,共出现二十一次,构成咏叹的声调;又把骈文中对偶相映的句法变化使用,时散时偶,句子的字数时齐时不齐,这样,既有明晰的节奏感,又流动摇曳,作者内心淡淡的孤独、怅惘之情在这种咏叹的节奏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而传统上用骈体写作的抒情小赋,在欧阳修笔下虽仍较一般散文为整齐,保持着骈文外在形式上注重声律辞采而浏亮鲜明的特点,却又多掺杂散体句法,并注意气脉的连贯流动。如《鸣蝉赋》、《秋声赋》都是这样。后一篇的首节如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把无形的秋声作了形象的描绘。他用排比对偶句法构成三次短促的节奏,写得秋声有惊天动地之感,而因此,末几句的写景越发显得萧瑟平静,丝毫不为秋声所动。在两相映衬而合成的整体意境中,突出了作者内心对秋天衰飒气氛的敏感和悲哀。
若从缺陷一面来说,这一类作品“做”文章的痕迹都较重。像《醉翁亭记》二十一个“也”字的用法,多少让人感到不自然;《秋声赋》上面这一节中的问答,也是有些做作感的。还有,十分绵细的意脉,这实际上是情感受理智控制、表现得平缓有分寸的状态,它对读者情感的激活力量也相应地比较薄弱。
当时受欧阳修延誉推举而走上仕途或获得文名的一批文学家,也同时活跃在文坛上,除王安石、苏轼将在后面作专门介绍,其他一些人在此附带提及: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苏辙之父,人称“老苏”。擅长于史论、政论,文章风格略带纵横家气,文笔老练而简洁,有《嘉祐集》,《六国论》为其名篇。苏辙(1039—1112),字子由。他将自己的文章与兄苏轼相比,称“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栾城遗言》)。有《栾城集》,《黄州快哉亭记》为其名篇。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川(今属江西)人,有《元丰类稿》。他的思想比较正统,文章以政论为主,风格淳正厚重,文学色彩很淡薄。但后世重视文章的伦理价值的人对他特别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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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在仁宗、英宗两朝,他在许多地方担任过地方官,也曾在中央部门任职,对于民间情况、政治的弊病和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有相当的了解,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主张,并曾在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提出变法的建议。神宗即位后,面对外族压迫、国力虚弱、财用匮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急欲找到出路,遂于熙宁二年(1069)起用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但他的一套激烈变革的政策措施,既触犯了士大夫集团以及富商豪绅的利益,又与封建官僚制度不相适应,造成很多流弊,招致强有力的反对,几起几落。后期退居江宁。在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后不久,忧愤而卒。有《临川集》。
王安石青年时代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许,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多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比之为李白、韩愈这样的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对文学的看法,也是特别强调其实用功能: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
这种观点同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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