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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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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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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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