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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话意甚明：倘这孟老儿活在当今，一条老命就算交代了！也许，腰斩都不足以释恨，非将其凌迟抽肠不可！恼恨之下，又无人可杀，只好以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惩罚。但那些儒生马上使了个坏，第二天就上报说文星黯淡、天象异常。他们知道，当皇帝的都迷信天命，敢得罪孟子，却不敢得罪上天——这是当年董仲舒成功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思想，天道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有变就说明道失常，皇帝最为害怕了。朱元璋一听天象异常，自己也就疑神疑鬼：“莫非因为孟老儿的缘故？”他只好重新恢复了孟子牌位。
想杀人，人早死了，没得杀；撤牌位，上天又不高兴，给你来个星光惨淡。朱元璋的这个文字狱，搞得最不爽了。但他自不肯善罢甘休。怎么办？还有个办法，说起来是老套子了：删书！对孟老儿实行书报检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这项任务交给翰林学士刘三吾。经检查认定，《孟子》存在“谬论”的凡八十五段，这些统统删去，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这大抵是另一种酷刑——思想的腰斩。斩不了孟子其人，就斩他的言论著述。腰斩对象，包括：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得到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刘三吾奉旨删孟，编成《孟子节文》｛45｝；同时，又奉旨作《〈孟子节文〉题辞》一文，其中，除了“批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了这样一条决定：
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自即日起，所删《孟子》八十五条，从国家教科书中驱除，不得作为教学内容，亦不得作为考试内容；这两项的取舍，一律以所自封为“圣贤中正之学”的版本——亦即《孟子节文》为本。
这是厉害的一招，“挖根”的一招，远胜于将某某书禁毁了事的一般做法。身为六百年前的皇帝，这样透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用控制教科书的办法来达到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的目的，见识真的很高明。一旦把教科书管起来，让读书求学的人打小了解的孟子就是经过教科书规范过的孟子，而且代复一代皆如此，则“天下人尽入吾彀中矣”。再者，读书是为什么？做官。怎样才能做官？通过科举考试。那好，我就规定考试内容和范围，必须以《孟子节文》为准，解题、说理也必须循《孟子节文》所暗含的有关孟子言论的认识导向；久而久之，本来的孟子、完整的孟子、真实的孟子，自然被人淡忘……这就叫思想的愚弄、精神的壅闭，它岂不比简单禁绝一本书来得深刻？
我们前面曾表彰过明代文化的繁荣，那的确是不错的。明代的戏曲、小说、书画、小品文、园林乃至服饰、美食、木器、陶瓷……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勃然兴发，臻乎精美。但现在我又要指出，细心体察，当不难发现明代文化取得的成就，几乎都在生活化、日常化的层面上，换言之，都含有现世享乐主义的特征。而特立独行、雄浑刚健、泼辣不羁的思想风度，却极孱弱，近于式微。明代知识界思想的活跃程度以及知识分子对精神品格的追求，不要说无法跟两汉、魏晋、唐宋相比，甚至不如元朝——只要把元明两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明代诸作雅则雅矣，思想和精神厚度却大逊于元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人笔底流淌的生命力，足以让除汤显祖之外所有明代剧作家含羞遮面。所以，明代文化是一种两面性非常突出的文化：它既极其繁盛，又颇为空虚柔弱。这不能不说与朱元璋在思想上对明代知识分子实施的“精神去势手术”，有极大关系。
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在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或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扣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
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当时，龚自珍一边无奈于“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边痛切发出“万马齐喑”的哀叹，并写出《病梅馆记》一文，内云：“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堪称专制主义下对病态人文精神的绝妙写照，那所谓“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孤癖之隐”，他们用这样的“孤癖之隐”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美”。
机关算尽太聪明
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体制，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功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了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吗？
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而至于虚妄的。就在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极权体制的迷信之中，许多危机和矛盾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或矛盾直接来自他本人的两重性上。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使用“独夫民贼”一词，这未必对。有时候“独夫”不见得是“民贼”。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在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暴虐残酷地打击、消灭任何他认定或想象中会威胁其权力者的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是比秦始皇更极端的大独裁者；然而，跟很多独裁者相比，他却没有太大的祸国殃民的表现——虽然我们前面说过他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极度排斥，但终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动上还是努力恢复民生，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孤寡鳏老有所养，自诩并且也特别愿意别人把他评价为惜民爱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的大悲剧。
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不论正史、野史，我们都感到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处在鲜明的矛盾之中。比如，他一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培养成过于仁柔的人。对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无所适从。
当意识到朱标性格过于慈善时，他曾试图加以改变，以至于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同时也是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朱元璋不光逮宋濂二子下狱，且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父子心性之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