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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天鉴录》则将所有人分做首恶、胁从两种。御史卢承钦对提供名单做出解释：
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谓之“前锋”，李朴、贺烺、沈正宗、丁元荐，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杨、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132｝
这种取浑名、将人妖魔化的斗争手法，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感到眼熟。别出心裁、最有创意的是《点将录》，考虑到上呈的对象文化水平不高，为使其了解名单中各人的角色和重要程度，特意模仿《水浒传》“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雷火惠世扬、鼓上皂【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早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133｝
凑足一百单八将，就像美军发给士兵的萨达姆集团的扑克牌通缉令，非常形象，寓政治于娱乐，大老粗魏忠贤一看就懂。
这类名单一时满天飞，乃至有书贾借以牟利。江阴一位书商，不知从哪里弄来东林党人李应升（天启朝御史，《三朝野记》作者李逊之之父）之舅蔡士顺编撰的书稿《尚论录》，“凡列声气【志同道合者】二百余人”，刻印数十部携至京城来卖。礼科都给事中徐耀听说其中有自己的名字，“恐为异己者所构”，出大价钱把全部的书买断，“秘不出”｛134｝，等于被敲诈一把。
后来，形成了统一的钦定的名单：《东林党人榜》。朱由校批示：“一切党人，不论曾否处分，俱将姓名、罪状刊刻成书，榜示。”｛135｝
敌我“甄别”工作开展同时，再定是非，把被东林党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前面说过，魏忠贤在“移宫案”中追随李选侍、阻挠朱由校登基，这无法改变，也无法否认，他为己洗清的唯一办法，是推翻东林党赋予此案的是非。魏忠贤之外，阉党绝大多数人来自当年东林党的对立面，在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与魏忠贤有同样需要。
天启五年初，这种呼声渐起。四月，刑科给事中霍维华上疏，全面推倒“三案”（梃击、红丸、移宫）。五月，吏科给事中杨所修主张正式布置官方历史编写机构，以新的观点，对“三案”历史问题重新叙述；还要求比照“大礼议”后嘉靖皇帝——又是嘉靖——所修《明伦大典》，把“三案”中的有关奏疏编辑成书，从中传达何为正确何为谬误的立场。天启六年元月，正式决定开馆修《三朝要典》（成立写作班子），特谕明确指出，《要典》“凡例体裁，一仿《明伦大典》”，“凡系公论【阉党观点主张】，一切订存。其群奸邪说，亦量行摘录，后加史官断案【反映官方立场的批判文字】，以昭是非之实”。｛136｝
《要典》以极快速度编成，八月即刊行天下，规定：今后一切咸依《要典》论是非。彻底否定东林党，乃是主旨。因此，从万历年间立储争国本（替朱常洛争太子地位）到朱由校登基问题，长达六十年的历史，全部按照反东林党的观点重新审视。这当然符合阉党利益，但让人永远弄不懂的是，当时在所有相关问题上，东林党诤谏朱翊钧，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均是直接间接维护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地位，然而到头来，朱由校却与当初损害他的人站到一起，判东林党为非，东林党敌人为是。即便这里无涉正邪曲直，单从常识讲，朱由校的行为亦实难为任何旁观者所理解，无怪后人称其是世所罕见的至愚至昧之人。
既然能搞出这样一部敌友不分的“历史决议”，接下来，当年两大救驾功臣杨涟、左光斗被活活整死，也就不足为奇。
东林党是倒了，被他们“窃取”的权力也都收回，但是归根结底，他们不曾谋反，也不曾叛国，没有犯任何死罪，双方只是政治斗争，套用现代语说，只是“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这让魏忠贤以及很多对杨、左等恨之入骨的人，感到不爽。他们是希望看见东林党骨干分子锒铛入狱，甚至人头落地的。
怎么办？另找突破口。
按现代的经验，欲把人整臭，就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在明代这一条不灵，妻妾成群合法，寻花问柳也不丢人，相反叫“风流”。那时能把人拉下马来的好办法，是指责他“招权纳贿”。一旦如此，政治问题就变成刑事犯罪。
阉党打的正是这个主意。他们重新想起约数月前那个曾被逮捕却让前镇抚司头头刘侨释放的汪文言。而今，刘侨早已被魏忠贤革职为民，让亲信许显纯掌理镇抚司。
天启四年十二月，汪文言“二进宫”，这次罪名是受熊廷弼委托，行贿。收受贿赂者谁？杨涟、左光斗诸东林党人也。
熊廷弼行贿，这件事是有的，但行贿对象不是杨、左，恰恰是魏忠贤！《明史·熊廷弼传》：“……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137｝熊在个性上，确有怪诞之处，讲好用四万两银子买条性命，交易达成后，却翻悔，不肯出钱，把魏忠贤气得七窍生烟。正好，他想置杨、左等于死地，即把索贿的罪名安在他们头上。这才叫猪八戒倒打一耙。
熊与东林党人之间，从头到尾始终有不解之缘。朝中为官时，他因“刺儿头”脾性，跟东林党彼此闹得很不愉快。后来去辽东主持军事，被人进谗言免职，反而是东林党人（首辅刘一燝）替他说话。重获起用后，与当时辽东另一负责人王化贞，在战略及诸多具体问题上意见相左。这王化贞又偏偏是东林党领袖、时为内阁首辅的叶向高的门生。王仗着叶向高，打压熊廷弼，而实际上，王的一套都是错的，正确路线掌握在熊廷弼手中。因为不采用熊的策略，遂于天启二年正月酿失守广宁（今锦州）、溃退关内之祸。王化贞下狱，熊廷弼免职听勘。四月，三法司专案组确定狱词，判王、熊同罪，“并论死”，敲定狱词的，恰恰又是左都御史邹元标这样的东林党人。于是才有熊廷弼行贿“内廷”的举动发生，没想到，又因此大大得罪了魏忠贤。魏忠贤一恼，熊廷弼和东林党人，从冤家对头忽然变成同伙，死于同一桩案子。再过两三年，到了崇祯朝，出面呼吁为熊廷弼平反的，竟然也是东林党人，复出再任大学士的韩爌力奏：“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138｝这段历史的曲折跌宕，真让人惊讶不已，而最终看来，东林党还是做到了秉公论事。
回头再说汪文言“二进宫”。此番由大酷吏许显纯鞫治，情形自不一般。五毒备至，死活逼汪供认杨、左收纳了熊廷弼之贿。“文言仰天大呼曰：‘世岂有贪赃杨大洪【杨涟，字大洪】哉！’”｛139｝“以此小辶浚兴啦怀校 保�140｝真是条汉子！许显纯无奈，动手伪造供词，“文言垂死，张目大呼曰：‘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面质’”。这提醒了许显纯，“遂即日毙之”｛141｝。
凭着捏造而且死无对证的“汪文言口供”，阉党提出长达二十余人的有罪名单，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皆在其内。他们从中挑选最为切齿痛恨的六人——杨涟（前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前左佥都御史）、魏大中（前吏科都给事中）、袁化中（前御史）、周朝瑞（前太仆少卿）、顾大章（前陕西副使）——派缇骑（锦衣卫）至各地捉拿，投入诏狱，分别栽赃三千两至四万两不等；赵南星等十五人则命各地方抚按提问、“追赃”。
吴中为东林发祥地，有一大批东林要人。故而，天启六年春，继杨、左之后，魏忠贤为使吴中东林要人落网，又专门炮制一案。手法与汪案如出一辙：造假。他们抓住了任苏杭织造的太监李实的一些把柄。据说吴地东林党人被逐还乡之后，有意效仿当年杨一清用张永除刘瑾故事，“用李实为张永，授以秘计”，事为魏忠贤所闻，威胁李实，命他以“空印白疏”——盖了苏杭织造官印的空白公文——为交换，然后由魏忠贤死党李永贞于“空印白疏”上构撰诬陷文字，呈奏朱由校，将苏、锡、常一带削职或落职在家的八位重要的东林党人逮捕归案。｛142｝以上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