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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效培问刘一民对报社班子人选有没有建议，刘一民想了想，提出，安晶晶同志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成都参加红军，担任过红七军团军团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筹建了陕西省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报。这个同志经过战火考验，对党忠诚，熟悉报纸采编业务，是行家里手，中央派她来山东的主要任务应该就是创办报纸，建议任命她为报社党委书记、社长。给她派两个助手，一个是刘导生，25岁，是孙陶林同志推荐的，1935年在北大入党，当过北大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全国学联主席；另一个是匡亚明，32岁了，是中央派来的，革命资历很深，上海大学毕业的。这三个人的具体情况罗政委、蔡主任都清楚。
钟效培找罗荣桓汇报后，提出了建议名单，拟任命安晶晶同志任即将成立的山东局机关报党委书记、社长，刘导生同志任党委委员、副社长，匡亚明同志任党委委员、总编辑。
名单确定后，钟效培领着三个人来见刘一民。刘一民提出办报的指导思想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团结抗日。报纸的定位为中共中央山东局机关报，办报方针是宣传大众、服务大众，把报纸办成政治性、斗争性、知识性、文艺性、趣味性融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报纸。
晶晶汇报了筹办报社所需的人才、设备、经费问题，说明了从天津运回的办报设备分配和使用情况，冀南、鲁西的报纸都是利用从天津缴获设备开办起来的，现在设备有、编辑记者有、印刷工人有，筹办全山东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条件已经具备。请师长为即将诞生的报纸起名并题写报头，如果有可能，请师长撰写发刊词。
刘一民欣然命笔，题写了《大众日报》四个大字。接着又挥毫写下了“抗战之声、民众之音，知识之窗、文化之泉”四句话。写完，想想还不够全面，就又题写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真实执着的新闻操守，生动鲜活的崭新文风”四句话。
放下笔后，刘一民对晶晶三个人说：“你们三人中，晶晶是我军的新闻人才，立过许多大功。匡亚明同志是老党员、老同志，斗争经验丰富，经历了艰苦斗争的考验。刘导生同志虽然年轻，但是经历了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是有威望的学生领袖。希望三个人在工作上紧密团结，互相配合。所有报社的干部职工一律实行军事化管理，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拿起笔是记者、编辑，拿起枪就是工作队员、战斗员。最起码每个人都要有自保能力，面对敌人的时候能勇敢战斗。效培同志一会儿去找参谋长，向他传达我的命令，从师直各部队抽调干部战士，将晶晶、赵小曼的警卫班改成宣传文化系统警卫连，负责报社和即将成立的电台、文工团的安全保卫工作。警卫连要具有野战能力，确保在危机时刻能够掩护宣传部门安全转移。报社所有工作人员，一律按警卫团标准配发武器弹药。经费问题找吴征解决，要保证供应。以后经费列入政府财政供应，按时拨付。至于发刊词，由你们来写。以后，报社归宣传部领导，有事向钟部长汇报。特别重大问题由罗政委把关。”
晶晶见筹建报社的问题全部解决，连安全保卫问题都解决了，心里高兴，眼睛里就流光溢彩，一脸生动，上前给刘一民倒水。边倒水边说：“谢谢你！”
钟效培是高级领导，多少知道一点刘一民的事情，看见晶晶脸上的表情，生怕她激动之下说出让刘一民为难的话，让匡亚明和刘导生瞧出二人的感情纠葛，站起来和刘一民握手后，拉着三个人就走。
出门的时候，刘导生埋怨钟效培说：“钟部长，你干么急着走啊？今天的机会多宝贵，一号首长那么忙，能抽出时间听我们汇报，我还有许多问题想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呢！”
钟效培笑呵呵地说：“刘一民同志很忙，我们也忙，先把报纸办起来再说，以后有的是汇报机会。”
晶晶看了一眼钟效培，叹了口气，低声嘀咕道：“原来的蔡主任心长偏了，来了个钟部长也是个偏心眼儿。”
钟效培耳尖，听到了晶晶的话，无声地笑了一下，就让三个人回去抓紧把编辑部、印刷厂先组建起来，做好创刊准备工作。
送走几个人后，刘一民找来黎玉，商量如何开展根据地的财税工作。
按照刘一民的思路，山东根据地必须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人民币，理顺金融体制。在沂蒙山区建立工业体系，开煤矿、铁矿、金矿，利用从天津动员来的技术人员、工人和民族资本家，兴办各类企业，保证根据地正常的生活必需品生产。至于军工，由后勤司令部统管通办。商业方面，想法设法保持流通，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商贩与根据地交易。等打下了海滨城市，还要想法和外国人做生意，特别是那些中立国，用钱购买他们的商品，满足根据地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农业方面，这山东眼下农作物除了小麦外，秋粮主要是高粱和大豆，玉米很少种植。平原地区还不错，山区就不行了，小麦一亩地也就是50公斤到110公斤之间的产量，高粱、大豆的产量更低。至于蔬菜，种类就更少了，基本上就是萝卜、白菜、葱姜蒜，离在西安屯垦时的品种数量差远了。这样的粮食产量，沂蒙根据地养活不了这么多的部队，只能和日军在平原地区开展粮食争夺战。因此，必须大力改造种子，兴修水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要大力推广玉米、红薯种植，以粗粮代替细粮，保证粮食供应。
为了保证这几大块工作顺利进行，刘一民要求黎玉组织人员认真研究，尽快成立财税部门，用财税手段调节根据地经济；尽快组织土改委员会，参照陕西根据地政策，研究制定山东根据地土改政策，真正把农民变成我们抗日的主力军。
刘一民说了许多，黎玉记了许多。最后，黎玉说：“刘书记，你说的很好，我听说你曾写过一个陕西根据地建设方案，中央就是依据你的这个方案一步步组织根据地建设的，能不能把这个方案拿来，让我们参照执行？”
刘一民说可以，不过山东毕竟和陕西不同，那里是大后方，一般情况下比较安全。山东是抗日前线，有些在陕西搞的政策在山东就得重新斟酌。比如土改，山东这地方现在已全面沦陷，伪政权相继建立，许多头面人物、地主都当了汉奸。这本来是个好事，为土改扫清了部分障碍。但是，如果全部没收地主土地的话，容易把那些摇摆不定的地主推向反面，还容易让积极支持抗日的地主寒心。这个问题必须得认真研究。
两个人商量完，黎玉就告辞了。刘一民正想着让李小帅去看看有没有津浦线作战方面的情报，贺兴华就送来了总部的电报。
刘一民一看，总部的电报通报了三件事，一是山西日军继扫荡晋西后，又开始集中兵力向同蒲铁路北段攻击，判断日军目的是打通太原至大同间的联系，巩固交通线。二是通报了武汉委员长行营转来的电报，称已经将陈瑶光父母释放，派人护送西安。三是通报津浦路南线作战情况，滕县已于3月21日夜失守，守军5000人除500人突围外，全部阵亡。第二十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一二二师中将师长王铭章突围时殉国。
看完电报，刘一民心里烦躁之极，日军在山西的作战情况没有什么，他占他的交通线，我建我的根据地，要不了多久，以115师、120师、129师、独立师现在的实力，等鬼子重兵集团一撤走，就会把守备山西的鬼子逼的困守交通线不能动弹的。陈瑶光父母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摸着脚趾头数数，就能知道蒋委员长接到自己电报时的表情，以蒋委员长的秉性，自然是会把陈瑶光父母放了的，只不过倒霉的一定是戴笠，他一定是又把戴笠叫去臭骂一通，说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然后不得不放人。
最令刘一民想不到的是王铭章的死。想想真他娘的窝囊，自己已经派朱哲晓和王鹏举去见王铭章了，把日军可能采取的迂回战术都告诉他了，甚至连日军准确的行军路线、集结地点都说的清清楚楚，怎么还会象历史上那样，又搞了个壮烈的滕县保卫战啊！难道就不能集中兵力打它个伏击，不说全歼了，最起码把濑谷支队的第十联队或者第63联队给它击溃吧！
现在倒好，日军不但拿下了滕县，在菏泽的第五师团和在沂蒙山区扫荡的第十六师团怕是都已经再做向徐州夹击的准备。可以预见，一旦第十师团第39联队增援独立混成第六旅团攻击临沂不顺，第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