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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斗争的磨练，刘一民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真正具备了与职位、责任相符的才能了。
干部问题好办，刘一民采取的办法是紧紧依靠冀豫省委和直南特委，把原来各地的党组织骨干干部首先集中到南宫办培训班，讲授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又从师直部队、林枫率领的干部团和教一旅、教二旅、教三旅的六个老骨干营抽调一批干部战士到地方工作，先把两个行政公署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县大队、警察局的领导架子搭起来。象宋光武、阎耀彩、武胜志都被派到县里去当县委书记去了。等宋任穷、李箐玉、陈再道、刘志坚率领中央从冀豫省委、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抽调的干部队和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到达南宫的时候，各县的骨干干部已经基本安排就绪。
见到这几个人，刘一民心想命运真的很奇怪，明明历史已经发生了改变，教导师占了冀南，结果中央支援的干部还是这些人。不过这也好，冀南的领导力量就大大加强了。刘一民和罗荣桓、蔡中、曾中生商量后，报告中央，任命宋任穷为冀南行政专区党委副书记，陈再道为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刘志坚为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公平合理负担军粮军饷问题，刘一民没有这方面经验，他的教导师从十八团开始，打的都是大缴获的战斗，到陕西后，很快就开起了金矿、搞起了屯垦，部队的经费和物资一直抖很充裕，还从来没有向老百姓伸过手呢！不过抗战是个长期的过程，建立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收税、征粮，保证战争需要。这个事情难不倒他，直接就交给政委去牵头研究去了。
至于区别对待各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的问题，这个时候的刘一民屡经大战，杀伐决断从不手软，吃骨头连骨头渣都不会剩下。何况他又知道历史上冀南根据地初期整编各类武装不是很成功，小股土匪不说了，大股的民间武装接受我军改编后，部队逃亡、反叛的很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将这些部队打散与我军汇编，严格执行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对于从湘江边开始就对整编俘虏迭出新招的刘一民和教导师来说，对如何改编地方势力部队，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法。刘一民自然不会重蹈历史覆辙，现在国民党正规军已经全部撤退，连河北省政府都撤到洛阳去了，暂时也没有人给这些地方势力武装撑腰，教导师实力又如此强大，那刘一民还客气什么？他自然是严令坚决消灭土匪武装，坚决取缔六离会、白枪会等会道门组织，所有地方武装一律缴枪整编，班长以上干部统统进学习班学习，学习结束统一分配工作。士兵统一编入编练司令部所属各新兵团进行教育训练，先搞诉苦运动，进行“三查”，转换思想。
宣传发动更不用说了，蔡中早已经被刘一民训练成了行家里手，李箐玉、刘志坚也都是这方面的大才，加上师、旅两级政治部的宣传干部和从天津新招的知识分子、文艺人才，还有从天津运来的设备，冀南日报、鲁西日报、鲁艺分校、师文工团、冀南军区文工团、鲁西军区文工团很快就拉起了班子。部队所到之处，都贴上了抗日宣传标语，进行抗日文艺演出，把个冀南、鲁西的抗日气氛渲染得火热火热的。
处理与国民党残存政权的关系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保甲制，八路军属于国军序列，在一般人想来，自然不能违背国民政府的政权制度。可惜刘一民是穿越来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把国民党政权当回事儿，哪里还会容忍自己的根据地里保留国民党那一套？因此，刘一民在小范围的会议上讲的很清楚，不管是汉奸政权还是国民政府政权，都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根据地里只有一种政权，那就是我党领导的、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民选抗日民主政权。一号首长是这种指导思想，下面各部队执行起来就更彻底了。弄得刚和教导师接触的宋任穷、李箐玉、刘志坚、陈再道连呼搞的好、搞的对、搞的过瘾。
土改问题是各部队和各县必须下大力气做好的重头戏，刘一民要求罗荣桓牵头，参照陕西土改办法，结合冀南、鲁西新区特点，加以修改，对那些积极抗战的地主给予较大幅度的照顾，尽量实现农民和地主都相对满意。至于那些坚决不支持土改的地主，刘一民的说法是长痛不如短痛，不愿意改的人先到学习班学习，实在教育不过来就强制进行土改。现在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候了，还抱着自己的土地不松手，眼睁睁地看着无地农民逃荒要饭、穷死饿死，这些人已经成抗日的绊脚石了。对付绊脚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搬开扔掉。
实际上眼下最难办的就是根据地的商品流通和供应问题，虽然根据地初创，但老百姓吃盐用油总得解决吧！眼下虽然不愁，有从天津、塘沽运回来的盐、油做保障，但这些东西主要是满足部队需要，保证根据地那么大人口供应就难了。特别是时间一长，日军必然会对根据地实行严格封锁，到时候，没有好的流通渠道，日子就难过了。
刘一民觉得关键是要扩大根据地，只有实现主要生产生活资料自产自销，建立银行，使用人民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短期内，只能靠想法扩大和其他根据地、国军占领区的贸易来解决问题了。因此，他要求冀南、鲁西行政公署都要设立专门的贸易机构，领导商业工作。
第二六二章 冀南风云（二）
谁都没有想到，整编冀南、鲁西各类地方武装首先是从巨鹿开始的。
巨鹿紧挨着南宫，是唐尧禅位虞舜的地方，也是秦始皇册封的三十六郡之一，著名的楚汉“巨鹿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唐代名相魏征都是巨鹿人。
这个时候的巨鹿，由于距离铁路较远，日军尚未到达，巨鹿控制在县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两股势力手中。
此时，县保安团和刘磨头为了争夺地盘正在打仗。
刘磨头大名刘国栋，是个惯匪。1917年的时候，刘磨头就自封司令，在任县、平乡、南和、巨鹿、隆平、尧山等地区，绑票和烧杀抢掠，凡是土匪干的活他都干。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磨头感觉机会来了，摇身一变，自称“冀南抗日游击队”，收容国军散兵，又从国民党南逃后遗留在尧山的装备库中得到部分军火，队伍骤然扩大。虽然换了招牌，干的却还是老营生，仅在任县边家庄、天口、邢家湾、辛店及南和等地就抢小麦15．3万斤，牲口70头，煤油3500桶，杀害群众47名。至于抗日，刘磨头连想都没想。
到了1937年8月底，平乡县旧警察头子时汝南由平乡带残部300人与刘磨头合伙，刘磨头把自己的“冀南抗日游击队”改名“冀南抗日义勇军”，在天口成立司令部。时汝南为司令，刘磨头任副司令，下设16个大队，10个教导队，1个特务队。总兵力约六、七千人。
说是时汝南是司令，刘磨头是副司令，实际上当家的是刘磨头。道理很简单，人多枪多的说了算。
快过年了，刘磨头就琢磨着该再捞一票了。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就盯住了巨鹿城。原因有两点，一是这巨鹿城的县长虽然跑了，但大部分商户、居民没有跑，还是有粮草和钱的。二是驻守巨鹿城的县保安团曾经打过刘磨头，这实力强大了，自然是要找老仇人好好算算账的。
于是，刘磨头和时汝南一合计，又约上邱庆福、王子耀等道上的朋友做帮手，喊着“打下巨鹿城、到巨鹿城里过肥年”的口号，浩浩荡荡地杀奔巨鹿县城而来。
巨鹿县保安团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县政府秘书刘建三之所以没有放弃巨鹿随县长和国军主力撤退，是因为他们已经与日军秘密搭上了线，接受了日寇的委任，正准备筹组维持会。
见刘磨头气势汹汹来攻县城，王文珍和甄福喜、刘建三一商量，就决定据城死守。他们都知道，如果让刘磨头打进巨鹿城，不说别的老百姓会怎么样，自己一家老小怕是都会死的很惨。再说，保安团虽然兵力不到1000人，但老兵多，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加上又打着为保卫巨鹿而战的旗号，城里的老百姓支持，也不怕刘磨头那帮匪徒。
双方一开打，果然和王文珍的估计差不多，刘磨头兵力虽多，但远远达不到人手一支枪，加上又是强攻，所以，开战第一天一攻击，竟然拿保安团没办法，只好在县城十来里地的地方扎下营盘，准备慢慢收拾了。
这个情况马上就由巨鹿的地下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