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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国休养，他向元首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但弗洛姆告诉我元首否决了这个建议。我想我以后再有被召用的机会了。”
我细细咀嚼他的话，很难弄清他是因为隆美尔的健康而担心，还是因为失意在家而烦心。我只能安慰他，但他还是保持着阴郁的神情。即使在我们在南部旅行时也是那样，他还在不停地阅读刊登着隆美尔消息的报纸，我注意到他经常写一写信，但是写完以后又撕掉了。我知道那一定是要寄给隆美尔的，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撕掉它。
不过我来不及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到了这年秋季，海因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的心脏病复发过一次。在11月底，他突然昏死过去好几天，可把我吓坏了。多亏多马拉斯教授的妙手回春，他才慢慢恢复起来。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刚一好些，就让我帮他把元首的首席副官施蒙特找来，两个人在屋里唧唧哝哝了很久。我只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你确定不要告诉他你的病情？”
“盟军已经在那里登陆了，他的压力够大的了，别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可是你明明病的……”
“别告诉他……”
时间逐渐推移，到了1943年，当广播里传来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消息时，我看到海因茨白了脸。他破天荒的对着我说了一句关于当前局势的评价：“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
经过了第六集团军的覆灭，连我这个完全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得清国内弥漫的惨淡的失败气氛。在这种情况下，海因茨又被召到了元首的大本营，当他回来时，他带着一个新任命——装甲兵总监。这个职务到底有怎样的权限我并不清楚，只知道似乎他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连其他兵种的首席军官都望尘莫及。不过听说总参部对海因茨的大权很是不满。而海因茨对此并不在意，他解释说他早就习惯了来自总参部的中伤。
“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我说成那样，明明我和他们一样进过总参部培训。为什么还总是低他们一等呢？”海因茨曾经私下抱怨过。
“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我只能这么说。
“呵，毕竟我不是贵族啊。”海因茨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惆怅，还有浓浓的心酸。我知道，他一直想要和那些贵族一样，但事实上他永远也接近不了这个团体。
海因茨的新工作很繁忙。我这个妻子一天都见不到他几眼。他忙忙碌碌的从柏林到温斯多夫，再到卡塞尔，还有波扎罗热。他和许多人会谈，有凯特尔，有霍特，还有曼施坦因。但令我很奇怪的是他独独警告我：“如果有一个叫戈台勒的博士要来找我，你一定要严词回绝他，你自己也不要听他的任何话。”
我不知道海因茨为什么这么说，我只知道局势现在很不好。现在的报纸上已经没有连篇累牍的关于隆美尔的报道了。海因茨曾含含糊糊的说北非的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但我分明觉得，他在这么说的时候有些开心的成分。
不过繁重的工作还是对海因茨的健康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到了7月底，他因为痢疾而病倒了，在8月初又动了一次手术，一直躺到8月底才起床。这个时候，柏林已经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根本无法在那儿养病。于是我们搬到了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而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就被告知第，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被炸弹直接命中，不能再住了，这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好在由于施蒙特的帮助，政府将它早已承诺一处房地产赠给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搬到了第芬霍夫，从此我就住在那里，远离了柏林。海因茨还要回到首都工作，我就呆在这儿，远离了那些坏消息，也远离了能知道隆美尔状况的渠道。
后来听说海因茨去了诺曼底视察，而隆美尔作为B集团军的司令也在那里。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很不高兴，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么多年海因茨还一直和他纠缠不清。我想着等海因茨回来就和他挑明，让他结束这种关系。但事实上，我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海因茨灰白着一张脸从法国回来了。他一句话也不说，连鞋也没换就一个人坐在了沙发上，将脸埋在手心里。我目瞪口呆的看着，我发现他似乎在微微战栗着，好像哭了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的惊讶不亚于后来得知有人刺杀元首时的震惊。
“我们完了。”他只和我说了这么一句。我看见了他抬起的脸，冷冷的，和平时一样。他的眼眶是干的，没有一颗泪珠。其实这句话没头没尾，但是我却很轻易的理解了，而且轻轻舒了一口气。他说了，他和隆美尔之间，完了。
从那以后，我不知道海因茨和隆美尔之间有没有再见面。我只知道海因茨像疯了一样的工作。偶尔闲下来就一支接一支的抽烟。他会在抽烟的时候突然将烟熄灭，然后打开窗子。过了好一会儿才怅然若失的关上窗子，又点燃另一支烟。晚上睡觉时，他有时会喃喃的念叨：“埃瓦……”，可在白天时，他将所有与北非和隆美尔有关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往外扔。有时经常扔了一件，过一会儿又捡回来，再过一会儿又扔出去。这样反复好多遍。
我很担心他的精神状态。但是他其他方面都一切如常。我也只有提心吊胆的注视着他，希望他不要做出出格的举动。事实上，他平时都很克制，外人完全不知道他的压抑。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4年的7月20日。
那天的柏林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知道。海因茨隔了一天才告诉我元首安然无恙，而他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我想他该是高兴的，因为他终于能堂堂正正的站在总参部里，还成为最高级别的参谋长，这是他一直渴望的。
但我没想到他接任总参谋长以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了开除所谓的720叛徒的军籍的 “荣誉法庭”。这项任命让他整天抑郁不乐。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在审讯自己同僚时感到兴奋。海因茨有时会和我说说话，但说得都很怪：“是不是死亡可以终止一切？所有的爱恨，所有的背叛都可以消亡？”
“究竟什么才是背叛？”
“我也算是背叛吗？但是我感觉我还是爱着……的。”
……
真是嫉妒呢。海因茨从来没对我说过“爱”。不过这种感觉也只是淡淡的滑过。因为到了10月份，我听说了一个消息——隆美尔死了。官方说法说是旧伤复发，但我知道一定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海因茨那天回来，脸上带着一种似悲似喜的表情。他喝了很多酒，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无论我怎么呼唤都不肯开门。第二天，他从里面走出来，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哭过还是喝多了酒。他向我说话时声音嘶哑的厉害：“你在这里一直等着吗，玛吉？”
“是啊，海因茨，你没事吧？你看起来……”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紧紧拥在了怀里，他的双臂紧紧箍着我，我几乎喘不上气来。他的下巴搁在我肩上，那里潮湿一片：“谢谢你能等着我，玛吉。谢谢你。要知道，已经没有人在等着我了，再没有人了……”
我的眼也湿了，我轻轻回抱住他。但是他那似梦般的呢喃让我彻底落下了泪：“没有人等着我了，埃尔温……”
我以为海因茨不会去参加隆美尔的葬礼。但他还是去了。一直看到火葬仪式结束。我独自坐在家里，窗外的天气阴郁的很，让我的心情也变得十分糟糕。我难以想象海因茨现在是什么心情。看着自己曾经的爱人变成冰冷的尸体，看着他一点一点变成飞灰，飘散在空气中。我知道那一定是绝望和痛苦的，但我无法明了那种绝望有多深。
葬礼之后，海因茨更加忙了。我总觉得他是在自虐。他不顾及自己刚刚康复的身体，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们的局势越来越糟，任谁都能看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海因茨在做的是一件一眼就能看出结果的事。他的眼神越发苦涩。我建议他出去休休假，而他只是淡淡的一笑：“我会的，玛吉。等事情告一段落了，我们就去赫尔林根度假。”
度假？我想其实他是想去悼念吧。听说隆美尔去世以后就葬在了那里。我突然想起隆美尔的家人，于是我脱口而出：“既然要去赫尔林根，你不打算去看看隆美尔元帅的家人吗？”
海因茨立刻沉默了。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顿时有些手足无措。过了很久，我才看见他的唇角绽出一丝苦苦的笑容：“曼弗雷德长的不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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