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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道上回来的。
绿荫小道笔直笔直，直通音乐学院。
他在音乐厅举行汇报音乐会，一百多人的大型乐队呈扇形而坐，居中高台上是他：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年轻指挥，头发往后一甩，甩出一股青春气息。
他的身后，翻腾着眼睛的波浪，都是专家同行，带着挑剔的眼光审示着来自莫斯科的“五分”。
橙黄色的柔和灯光下，他张开双臂，起拍了。
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1872年，这部作品由维也纳乐队首次演出时，听众在每一章结束时都热情地起立鼓掌，向坐在楼座上的勃拉姆斯欢呼致意。
时隔八十多年，他在音乐厅里呼唤着勃拉姆斯。
他自信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棒在空中画出一道道激动人心的弧线，在他的指挥棒下，法国号在坦率地独白，双簧管由单簧管和大管伴随，天真而略带伤感的吟唱，音乐厅里，他呼唤着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呼唤着小号、大号、法国号；呼唤着到处飘游的音乐精灵……最后一个乐章也快要结束了。一个音乐评论家信服地说：“他将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指挥家……”他张开双臂，兴奋地挥动着，乐曲到这儿活泼而富有生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人们在远远地看他的背影，那背影竟然像一只表示终结的黑色十字架……他一声不吭，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当时，无数封请他去各地乐团任指挥的聘书飘落了，就像秋天的梧桐叶一样，作响地飘落了。音乐学院呼唤着他，留校任教吧！我们的指挥系师资奇缺、我们的指挥艺术太落后了！
响应这一呼唤，意味着他永远是一个教师而不是一个指挥家了。
他在绿荫小道上漫步沉思，凝视着绿荫掩映下的音乐学院的围墙，像凝视着一张陌生的网，留校任教，在这张网里吐尽蚕丝？
他的思绪又纵横驰骋在音乐世界里，确实，在音乐发展的长河里，奔腾呼啸着一个个永垂不朽的巨大浪峰：托斯卡尼尼、卡拉扬、伯恩斯坦、小泽征尔……可是，浪峰中没有中国指挥。
太阳落山了，暮霭来临了。夜深人静了。
他倚着音乐学院那堵围墙，终于长叹一声。那围墙上月光漾动，漾开一个微笑。
他留校了，在指挥系当一名普通助教。
那天晚上，当他踅回身走出绿荫小道时，突然想起了《第二交响曲》里的假再现，多么迷人的假再现！
这条绿荫小道，他一声不吭地走过不知多少回了，可是他还是走过去，任凭微风吹乱他的头发。
明天，那个有花岗岩下巴的学生就要毕业了，他呢，送走这最后一个学生，也要退休了。岁月熬白了他的头发，他的白发，浇灌出了遍天之下的桃李芬芳。
多少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上过指挥台，尽管他把许多学生扶上了指挥台。
他逢人便说：“指挥台对我来说，仅仅是个迷人的假再现……”长长的绿荫小道笔直笔直，象一根琴弦、拨出了一个假再现。
他顺着这绿荫小道，慢慢地走去，走远了，迟暮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浓郁的绿荫里了……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收获
季羡林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里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
“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10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敏锐，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穷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相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于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一字不识的地痞流氓就成了开国的“英主”。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我还想进一步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