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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你谈谈这件事，怎么办？”
我说：“我们都是反革命罪犯，在监中利用学习机会，钻政府人员的空子，打骂同屋犯人，逼供，给政府造成重大的损失，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因此有人从中煽动造谣，说政府支使打人。这是无中生有的诬蔑，我坚决反对！犯人学习组长打人骂人，应看做是监内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我说完了，龚副局长说：“关梦龄这样认识比较正确，你们都应当有这样认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龚副局长讲完话，叫别的学习组长回去了，唯独把我留了下来，龚副局长说：“到那个屋子去，有人与你谈话。”
他下楼走了，我到了那个小屋子。方才穿衬衣的那个干部站在地中央，问我最近学习什么？我知道这是前言，不是本文，这些话他随便问，我也随便答，最后他问：“郭科长给你买过苹果没有？买过其他吃的东西没有？买几次？”
我如实说：“买过许多次，买过包子、苹果、香肠、花生等。”
“打人的事，郭科长看见过没有？”
“没看见过。”
又说了一些别的事，叫我回来了。这次谈话内容，我想是调查郭科长给犯人买东西的开支，核对一下，是不是犯人真吃了这些东西？这真是，身子一虚，什么病都来了。犯人打犯人，郭科长犯了错误，这又有了贪污的嫌疑。我心中为郭科长犯错误而不快。我想，我没有给郭科长脸上抹灰，我对得起他。我是非常狡猾的特务，什么花招我都有，但我对郭科长没耍过手段，原因，他很年轻，口快心直，办事着急。我要留给他这样一个印象：关梦龄虽然是个老特务，但还老实，叫他办什么事，他努力去做，不会欺骗。所以，我写材料或反映情况，从没有半点不实之处。我看到的、听说的、我指挥别人做的、我自己在场看别人做的，都老老实实反映出来，并且一切都有分寸，从不糊里糊涂，故而郭科长相信我，因为有这些事实。
郭科长犯了错误，换了一个王科长。宋所长没有换。我们这屋八个人，王达生出去了解一个新来的犯人，走了，把李中候调到圆楼，蹲号去了，让他与一般犯人在号里坐着不准动。李中候这个人不老实，乱七八糟，自己没有办法帮助同犯交待问题就带头打人，这回就坏在他身上。
10月上旬，看守所提我到前楼审讯室，审我的是我的盟兄弟高心鲁，头两个月我便从郭科长嘴里知道他升了科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坐在旁边。
高心鲁站起来与我握手，他说：“没有瘦，还胖了。”
“身体还好，老太爷老太太都好吗？”
“都好。才侠有信没有？”
“没有，我给她去过信，小孩子来过信。她们在徐州，还可以生活。”
“今天向你了解一个材料，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最后，那个女干部出去了，我对高心鲁说：“这回郭科长犯错误，多可惜，我都不好受，你可千万别犯错误，负责任的人，稍一不慎，就可能犯错误。”
“我特别小心，不会犯错误。”
“我听人说，你在家还请客，这种作风要不得，不行呀，要节约哇。”
“我找人吃顿饭你都知道？”
“有一个犯人住你对面，他说的。”
“是不是一个老头？”
“对了。”
我回来之后，我感到高心鲁还是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吸的是有锡纸的香烟，这有多贵呀。我想起1948年高心鲁给第一兵团副官处长罗寿安行了贿，得到10万斤大豆加工成豆油的生意，按当时计算高心鲁可得70两黄金。他本没有加工厂，便将大豆卖了，折成豆油价格付给兵团。两天以后，郑洞国来了一个电报，不许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让把十万斤大豆作为军队的主食。罗寿安找高心鲁强迫他还大豆，高心鲁便携带全家老小出了长春，逃到解放区。临走之时找我给写了条子。没有我的条子出不了卡哨。为此罗寿安还放出空气，说“关梦龄私通八路！”想起这一段，看他现今的作风我替他担心。
自从镇反过去，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吸烟了，现在完全是个犯人，没有两样。这时在我的心中又悲观起来，感到在共产党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准有过，有了过是不能原谅的。动一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真吓人！这回郭科长犯了错误，我的一切工作还不是随之完蛋，倒霉，用了多少脑筋，全部白费。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夙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夙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夙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夙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夙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他送到这里。吴夙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夙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我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夙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不一样，吴夙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作“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长找我谈话，问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说：“对‘三反’，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堕落，被糖衣炮弹打垮。这个运动国民党办不到，我从心眼里钦佩。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许多人贪了污，最后检讨了事，办得太轻了。”
王科长讲了一些道理，大意是这与镇反不同，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主要是教育，性质恶劣的，天津地委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大贪污犯也处死。又问我对“五反”②的认识，我按照思想，如实地谈出来，我认为干部受贿，商人负责任不大。汉口一个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