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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道，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在北满根本没有被捕的，找一些外围分子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会使他失望。
下午1点把我提到看守所，杨股长对我说：“今天给你下镣，以后还要好好争取，不要放松自己。”接着一个看守所的人把脚镣给我下了。自己感到说不出的感激，我忙对杨股长说：“以后我一定要继续争取。”
又到了前楼，与上午一样，进了那个屋子，伊明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我说：“下了脚镣，轻快了。”
“思想上也愉快了吧？”
“愉快了。”
我内心知道，下镣这件事与他从中婉说有关系。
坐下之后，接着谈，他假设了几种方案来破获军统的潜伏站。叫我参加意见。他设计潜伏站用一个饭店作掩护，这个饭店的茶房喝醉了酒，和客人吵架暴露了身份。
我问他：“在破获这件案子的时候，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几分？群众的力量占几分？先规定出来就可设计。”
他说：“群众力量协助破案占四分，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六分。”
我又说了几种情况，他说可以研究。虽不能把特务的一切东西都搬到银幕上，但是银幕上要有特务的东西。我在特务技术、潜伏站的组织、通讯、经费、掩护、化装等方面谈了很多。共谈了三天。最后一个下午，又把军统特务机关的一些活动规律，术语写出来，交给了伊明。
过了两天，伊明和另一个干部来到看守所的监号，到处体验犯人的生活。伊明看到我，与我点了点头。他们在看守所呆了三天的样子。
第四天上午又把我提去，谈了特务走路、穿衣服、坐车子的习惯。那一个干部好像是电影演员吕班。我说了许多习惯：“军统特务一般都不戴帽子，留着长发，发上放油，许多人的头发锃亮；衣服在蒋管区都穿藏青中山装，夏天是灰派力士料子的中山装；多数特务身后佩带自卫手枪，皮鞋都是发亮光的；如在沦陷区就要化妆了。特务们走路比较快，两眼向左右审视，走到地方还要向四周看看，这是习惯，特别是外勤人员更是如此。这是防备有意外，好作预防；坐车子，戴笠通常与司机一块坐前座，一般特务也有这样坐的，把警卫人员放在后座。这样坐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情况在前面能先发现问题，即可指挥司机把车子开走，如果在后座就来不及了。”
伊明叫我学一学戴笠走路，我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又谈了一会，我就回来了。
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经过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押在我一个屋子，他说：“《无形的战线》这部片子，拍摄好了之后，拿到北京去审核。片子里有一个审讯员对捕获的特务站长李某审讯的镜头，审讯员对特务站长说：‘你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反抗不了的！’说着便用拳头一拍桌子。这个镜头被周总理看见，受到了批评。后来这个镜头又改了。审讯犯人不准耍态度，那样演是歪曲政策。”
我对《无形的战线》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感到高兴。
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全国许多地方相继解放。报纸上大字标题报道这些胜利消息。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认为这些事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全国解放能够放我，我会迫切希望全国解放，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国民党不干。这期间我看一切事情都从能不能释放出发。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问题，在号内反省的时候我仔细想过：是蒋介石个人昏庸无能吗？是他的部下不好，“一团糟”吗？是政治腐败，贪污混乱所致吗？是军事落后，官兵士气不振吗？国民党执政20多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也想不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做历史的人会给胜利者找出来很多理由著书立说，拿破仑说，我打胜了仗，历史学家能给我找出许多胜利的理由。首先要打胜仗。
5月的一个晚上，电灯已经亮了。看守所提刘一之，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接着在看守所门口给他下了脚镣。在犯人的心中，下镣如果不解走还好，如果下了镣走出大门，那可能是枪毙。刘一之的脚镣下了就走了。第二天夏芳庭也走了。他们两人紧挨着走，我明白了：刘一之是督察处的上尉侦审员，夏芳庭是长春警察局八分局局长。他们两人都是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帮凶。1946年1月，军统局在哈尔滨有一个潜伏小组，组长叫张伯生。张伯生忽然失踪了，潜伏小组的组员断定是八路军给暗害了。于是就自发的，没有军统的命令，自己作了行动工作。他们选择了一个对象——李兆麟将军。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很活跃，好跳舞，各种交际舞会都出席。特务找了一个漂亮女人，是混血儿。叫她把李兆麟拉拢上。1946年3月9日，这个混血儿请李兆麟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光明医院楼上见面，李兆麟没有多想就到了那里。这个混血儿与李兆麟饮酒，不一会这个混血儿走了出去，于是事先埋伏好的刽子手从内室出来，用斧子把李兆麟杀害了。然后这些刽子手一齐到了长春，转沈阳，又赴锦州。他们在锦州见了东北特务头子文强，文强又给他们分派了工作，这内中就有刘一之和夏芳庭。虽然他俩不是主要分子，但是他们是刺杀李兆麟将军的成员。夏芳庭在“北平特警班”受训，1947年派到长春警察局，1948年夏升充第八分局长。这次他们二人一齐从长春公安局押走，我想一定是解回哈尔滨，可以说注定死命。
6月的一个晚上，先把李中候从监号提出，过了一会儿又提我。我一进屋，郭股长就大喊：“你每天在号内有什么活动？”
“我没有什么活动。”
“你与张逸民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都是在长春的一些事情，他说中统方面的事情。”
“你是军统，他是中统，在外边你们就认识，现在你们在这里还交换情报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的心非常抵触。
他很严厉的批评了半小时，叫我回到监号立正站着，不准睡觉。我回到监号立正站在铁栏杆边。看守战士对我也严厉起来，不准我动一动。我一再压制心中怒火，我记住“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论如何绝不能因小失大。内心的气愤无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务看守所。当时的看守人员对我十分客气，同囚的特务张霞飞对我说：“你看看守对你多客气，像你的勤务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个好差事。伪满时，我也住这个监狱，现在我又住这个监狱。过去因为抗日，现在因为贪污，将来八路来，我还得住监狱，因为反共。我这一辈子住监狱很习惯。伪满时这里押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连哈尔滨共产党办事处处长林枫都与我在这里押过，直到1945年我们才一块从这里出去。当时这里的看守厉害呀，对犯人非打即骂。后来大家对这些看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洋爸爸长不了，小心你们的后事！你没问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他们有点老实了。据说明朝有一个总兵元帅被人陷害押到监狱，他一进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并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说：‘吾曾统兵十万，不知狱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么王爷、侯爷，押起来就是犯人。”
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7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捣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