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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思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