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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兄，你不必担心我，我只是想在这里清静一下······”李兆先起了个头，却不知如何继续，却也惊动了杨慎，少年才子转过身来，神情间虽带悲戚，不过，倒还没到让人太过担心的程度。
“那就最好，你自己知道保重就最好。”李兆先舌辩无双的口才不翼而飞，只是喃喃的念叨着，暗自也在琢磨着，自己到底应不应该＇＇
“你知道吗，李兄，从去年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李兆先没什么言语，杨慎却突然有了谈兴，“之所以会进书院求学，并且和我爹争吵，都是因为天津之行，到现在，差不多也有整整一年了。”
杨慎的话题有些飘忽，李兆先也不知该如何应答，而且，他觉得好友似乎也不需要他回答，所以，他只是默然点头。
“新官制很好，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以国家利益为先，以照顾民生为重；而正在酝酿中的新律法也很得力，环环相扣的监察制度，足以消弭大多数渎职贪腐的行径，身在其中的人都以无私的精神奉献着，努力着，满心憧憬着创造一个强盛繁荣的大明······”
“是啊，能身处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吾辈的荣幸，也是吾辈的使命。”尊兆先由衷的赞同道。
“可是，李兄，儒家的先贤们当中，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之人，儒家子弟也并不都是只顾自家荣辱兴衰，而将国家大事抛在一边的人。瑕不掩瑜，不论哪家哪派，都有长处也有短处，可新旧制度的差距，新旧官僚的差距为什么就这么大呢？”
杨慎的声音夹杂了些苍凉意味·缓缓说道：“比如我爹······其实我爹还算是个好官，杨家在四川有些产业，可也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我爹入京这些年·田产的规模虽是扩大了些，却都是些投献所来，杨家也并未贪了他们的。”
“朝堂上的事情可能复杂些，可我爹走的也是清贵翰林的路子，就算有些不妥，也应该与律法无碍，最多·也就是入阁这几年，喹些倾轧罢了。”说到这里，他的语调突然变得尖锐起来，语气也有了些愤怒之意。
“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会犯下勾结鞑虏入关，坐视···…不，是暗中支持宁王谋逆，这样足以遗臭万年的罪过！我真是想不通·他已经入了文渊阁，位极人臣，就算新政会削弱内阁的权柄·可他若是愿意改弦易辙，却未必不能在参政院中占有一席之地，毕竟······”
参政院还没有正式登上大明的朝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扩大版的内阁也越来越完善了。目前，参政院以书院学子为主，混杂着不少开明的低级官吏，主持的却是焦芳。
论政略见识，焦芳其实是不如杨廷和的，所占的优势·也不过是个先机罢了。
后者的城府气度都是了得，大势已经如此，若是以国家大事为重，未始不能在参政院有一番作为；就算咽不下这口恶气，急流勇退也不失为良方；就算真的不碰南墙不回头，也应以政略相抗衡·申明自己的主张才是。
若是易地而处，杨慎只能想到这三种办法，无论哪一条，都是有可行之道的。就拿他参与的立法工作来说，其实这里面体现的，就是制衡之道。
以法纪维护弱势的民众利益，以法纪消弭特权，别看这些东西都是谢宏主张的，可他在其中却得不到任何便宜。等到法制健全的时候，他这个冠军侯的权势会缩水很多，到时候，他依然会受到天下人的景仰，可那却都是来自于他过往的事迹，而不是那个官职。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争斗的双方似乎都没有私心，至少杨慎可以肯定，杨廷和是没什么私心在的。可他实在想不通，本着公心，老爹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难道他不知道，这种事的难度无异于走钢丝，一个不好，就是天下倾覆的局面吗？
“用修……”李兆先欲言又止。
杨廷和和李东阳都是那种肚里做文章的人，不过两人的性格却不尽相同。
李东阳的心机没那么阴沉。虽然有多谋之名，可李东阳擅长权衡，喜欢用堂堂正正的手段，手段也跟狠辣不沾边。所以，历史上的李东阳，才会在正德七年被杨廷和暗算，憋闷无比的离开了朝堂，最后郁郁而终。
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李东阳和李兆先父子间的关系也有些怪，自从后者懂事以后，一直就不怎么着调，对传统的东西都深恶痛绝，最后更是走上了跟老爹完全相悖逆的道路。
按照这个时代的观念，有这种忤逆儿子，老爹就算被气死，也不是啥怪事，执行家法，赶出家门，见面就骂，才是李东阳应该做的。
可实际上，李兆先入书院前后，父子间的关系却全然没有变化。大概是李兆先不着调太久，李东阳已经习惯了吧，两人还是跟以往一样，见面会问候，闲暇的时候会聊天交换意见，连争吵都很少发生，也算是一桩异数。
入了新年之后，由于杨廷和等朝臣的死，去年除夕夜的那场阴谋也慢慢浮出了水面。掌控了大同之后，谢宏就已经审讯了相关人等，对那场阴谋，他也是了然于胸了，当然不会对参与者客气。
杨廷和死讯一经传出，候德坊和路边社便马上全力开动，将那件阴谋公诸于众，士林方面还没来得及造势，这些人的罪名就已经被敲定了。
而在李府，这件事也成了父子二人谈论的话题，得了李东阳的指点，对于杨廷和等人的心态，李兆先多少也有些了解，可话却不太容易说出口。
“李兄既能为小弟解惑，还请直说无妨。”
“嗯，我爹说过一些话，归纳起来的话，无非就是两层意思·一是习惯了，就如同物理学说的惯性一样。他们或是习惯了士人的特权，或是习惯了士人在朝堂上的强势，总觉得这些东西是万年不变的·因此对于变化无法适应，所以会做出很多荒唐的决策。”
“此外，就如同立法一样，儒家制度的根基就有问题。新法是立足于保障民众利益，本着国富民强的精神而创立。而儒家却是假定先贤们都是正确的，将其言论奉若金科玉律，不可更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确立制度，根基就歪了，建起来的建筑又岂能屹立不倒？”
这些当然不会是李东阳的原话，尽管面对一败涂地的局面，他也在反思，可对于新法的精神，他却没办法一下就接受并理解了·这些话都是李兆先自己总结出来的。
就如同后世的自由宣言一样，儒家也是确立了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增补完善·模式相同，可根本上的精神却不一样。在先贤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变更的幅度非常之小，哪怕是如王守仁那样，强调一个知行合一，都会被视为异端。
通晓了谢宏带来的法制精神，再得到了李东阳对儒家的深层次艨说，李兆先把士人的心态解释得丝丝入扣。
“儒家传承千多年，先贤大儒不计其数，其言论也同样如此·无论做什么，士人们总是能找到理论依据，总是能打着大义的名分。习惯了，也就越陷越深了，哪怕是损公肥私，先家后国·甚至勾结纵敌，都是可以原谅的，都是能找到理由的。”
长叹一声，李兆先再次提起了杨廷和：“杨伯父可能没有多少私心，只是遵从自幼所学，想要保全儒家道统，可他本就是阴柔的性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会做出这些行为，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的杨廷和本就有些古怪，在正德朝，得了正德信任，又高居首辅之位，手下也有党羽无数，他的权势即便和当年的王安石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若是他想的话，甚至可以跟后者一样，推行变法这种数百年难逢之事。
可是他没有，反是处心积虑的算计起正德来。
正德去应州，他克扣粮饷，试图拖后腿；宁王要造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意图纵容；最后更是拉拢了杨一清和张永，在江南成功算倒了正德，然后一力扶起了嘉靖，将其推上了帝位。
做完这些事没两年，就在嘉靖三年的大礼仪事件中落马，就此一蹶不振，成就了嘉奖擅权术的名声。
实际上，嘉靖三年的事儿，不过是他的政敌的反扑罢了。嘉靖手下没有谢宏，朝中没有党羽，怎么可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就具备了掀翻杨廷和的实力呢？
无非是士人们热衷内讧的本性使然，杨廷和高居首辅之位十多年，招致了众人的眼红而已。尽管杨某人有扶保设计，拥立新君的大功，可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士人们的眼睛又岂会一直盯在往事上，赶紧建立新内阁才是正经事儿。
孜孜不倦的做这种劳而无功，甚至于己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