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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塔克白了脸色，目瞪口呆。
董斯名向他解释说，既然满洲军和北京军同为大清的官军，互为表里，自然休戚与共，形同一人，事实上，接到了电报以后，满洲新军已经义不容辞地派遣了两个主力师团向西边进军了，如果俄罗斯和蒙古漠北部的联合进犯被证明是真的，则中国新军的部队将跨越黑龙江的西面山地，直扑漠南蒙古的北缘，切断敌军的退路，敌人必将军心大乱，如此，则无论中国新军继续南进兜击俄匪军还是阶段敌军的归路，其效果都将相当，俄军的失败也将难以挽回。
刚塔克大喜，连连向董斯名道谢，称赞栗云龙是关老爷，忠诚于朋友，大义于国家。“可是，俄军要是直逼北京不管后路的危险呢？”
“那他们就是找死！只要北京部队坚守要害地方，能够拖延几日，则我大军可以‘南北夹击，大破敌军！”
“好！太好了！”
时间问题解决，刚塔克如释重负地喘息着，感谢董斯名的情谊，董斯名却向他耳语几话，听得他连连点头。
董斯名的意思，他知道一个秘密，只在高层军官中传达的秘密，满洲新军在奉天城一带还囤积着十万只步枪，全是缴获自俄军的精良武器。本来是预备新的进攻战略时扩军和购买粮食的交换之用，或者偷偷摸摸地做其他用途。如果能够将这十万步枪都买来，则北京的部队将得到大大增强，
刚塔克苦恼，北京的部队即使购买了一万只枪，也将为相关的弹药发愁，何况这十万支步枪都买来？部队也没有那么多，他思考了好久，向董斯名表示，北京部队，实际上需要五万支步枪。
董斯名要的就是这样数目，虽然他很想推销十万支，可是，要是给人家认出破绽，以前所付出的许多代价都将白白地浪费掉了。他决定见好就收，“大人有所不知，满洲新军卖出的步枪，将每枪赠送十发子弹。”
“好！如此甚好！”在刚塔克的印象里，一名士兵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子弹，因为，很可能官兵们不用击发一颗子弹，就已经挂掉了。
当即，两人就签下了文书。还对天盟誓，董斯名保证在四天之内给北京运送来一万支枪，而后分期分批地运输，最迟也要在半个月之内将所有的步枪运输到北京城。刚塔克也表示，只要奉天的货能够及时到位，则北京方面，也要将购买的钱款准时交付，为了表示诚意，北京方面要付出十万两定金。
于是，满洲方面和北京方面，就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亲密的合作，在八天之内，满洲方面就调遣了一个骑兵营护送了五万支枪到了，刚毅等人也很讲信用，其实，跟别人不讲信用也没有什么关系，而跟栗云龙的满洲新军不讲信用，他绝对是活到头儿了。
刚毅等人其实也和袁世凯一样有一个想法，所谓的此消彼长的概念，要是将更多的武器从栗云龙手里买过来，则就是大大地削弱了栗云龙的武器弹药库，削弱了其军事基础，无论如何，都是划算的！
这样，在北京城的风声鹤唳之中，满洲新军再次成功地策划了一场武器大营销。
董斯名当然还不满足，开始向刚毅大人推销新的东西，比如，机枪，大炮，手榴弹，于是，你情我愿，在物资供应上形成了严密的捆绑关系。
十六章，军事重工战略
一句话，现在的满洲经济，起步阶段和发展方向就是军火交易，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军事重工为核心，带动其他一切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个战略的确定，自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殖于满洲地区特有的资源结构，煤炭工业，钢铁工业，都比较发达和集中，还有石油资源的分布，怎么说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也能满足数十年的重工业需要。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有多种类型，普通的自然是轻工业之间起步，积累资金和技术，或者在工业革命浪潮中顺势而为，取得进展。
“我们国家非常特殊，满洲地区现在的形势，急需我们将经济发展起来，没有经济的雄厚实力，没有科技能力，则我们的军事实力也不可能持久，国家安全的根本其实有很多，在物的方面就是钱儿，现在的战争就是烧钱儿的战争，是流血的战争，关键还是看谁身上的血更多，更耐住往外哗啦啦地流，”栗云龙经常在高官会议上这样讲。
“东北是个好地方，共和国的长子，一五计划就是在这里大放异彩的，我们的未来，也和这块神奇的土地息息相关，作为后起的国家，甚至是国家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走武装警察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德国，那是我们比较合理地典范，要做一个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的成员，要将满洲地区先发展起来，经济的突破点应该选择在重工业上，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重工业主导，这也是基本的国际潮流，尽管我们中国已经落后了许多，现在才是中国最最关键的年代，十年时间，胜利则成功为世界最强之国，失败则一蹶不振，要经历漫漫数十年苦难历程才能沐浴血重生，我们要千万抓住这个机会。五年奠定基础，五年开始起步，用两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国家局部的近代化，在某些方面某些行业领先世界潮流，从而实现整体的赶超。”欧阳风参谋长娓娓而谈。
在对俄战争基本奠定胜局的情况下，中国新军已经在经济方面逐渐明确了核心，方向，国家命运固然需要铁血战争，但是，真正的不流血的战争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上。日本在朝鲜的小动作和清政府中央以及天津，北京方面清朝地方官员的封锁态度，都使栗云龙决定修改长驱直入，直接收复北疆失地，中止和俄军全面对抗的战略思想，及早进行国内的经济改造。
“是的，我们中国，应该选择的不是和平崛起，而是武装崛起，和平崛起是一相情愿，就是骗小孩子也不灵的荒唐念头，在很多时候，还自束缚手脚，画地为牢，崛起就是要建立国家的威望，权威，国际地位，自然是要扩大发言权，崛起是全面的，国际社会息息相通，所谓此起彼伏，此长彼消，一个国家既然要崛起，自然会触及许多国家的利益，起码是心理的安全，引起其他国家的敌视，紧张，甚至干涉破坏都是正常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武装崛起，暴力崛起是必然的选择，我们应该照搬日本当年的模式，通过国内的重工业发展和对外强硬的姿态，频繁的战争掠夺来获取必要的经济前提。我们毫不迟疑地对外宣称要崛起，但是，不要提和平二字，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谦让，退让，一个曾经汉唐雄风，气吞万里如虎的大汉民族，一个个铁血非常的民族共同体内的小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周而复始在兴衰轮回的苦难里，这是一个悲剧，尽管政治策略上可以适当玩弄字眼儿，可是，骨子里，我们是要雄起，象男人一样勃然兴起，象男子汉，”龙飞也经常阐述自己的观点。
政委的意见是，低调高调都无所谓，那都是情绪化了的国家面貌，根本的还是高层领导者坚定不移地处理重大事态的强硬姿态，铁血手腕，在原子弹发明之前的时代，常规军事实力决定了一切。经济的军事化程度可以根据情况不同进行选择。
中国新军四大巨头的基本意见，决定了整个新军的走向。在一段时间里，淡化军事，强化经济，但是，要将经济和军事进行捆绑，建立军事化的经济，可以随时随地转型的工业基础。
工业化是铁定的。关键是，作为后起国家，不能综合均衡增长，自然主义，而要重点建设，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在某些方面突飞猛进，带动相关的产业链条。
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认可，那是典型的重工业核心，如果抛弃了许多政治色彩，以及过于主观化的急于求成倾向和灾难作为，其主旨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当时国际形势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被迅速孤立于世界两大阵营之外的尴尬和危险处境中，民族生存成为第一主题。
苏联的二八年到三七年的发展成为蓝本之一，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成长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对苏联和世界各国来说，都有着难以置信的重大意味，当然，代价是沉重的，甚至衍生出许多非必要的矛盾和政治震动。
韩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突变，也让中国新军的领导层非常重视，四小龙的发展是基本常识。韩国最成功的地方在不均衡增长战略，在于模拟社会主义国家的五年计划方式的指导。
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新军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