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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西藏虽然是高原地区，大部分地区比较寒冷，但是农业资源在拉萨一带还是很充裕的。本来改善一下生产力，这点人怎么会养不活呢？
但是如今的西藏，人口不断的减少，贫民却是不断增多。
等于是在残酷压迫之下，普通人民根本得不到生存下去的养分，甚至连打猎都得向土司、寺庙交税。
西藏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自中华民国西藏边疆区成立，国防军大举进入西藏之后，广大农奴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
这也是中华民国要在西藏地区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
这次的改革，也受到了广大农奴的支持。
宗教上的改革，空智大师认为应该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借宗教之名行统治之实的和尚们剔除出去。
方法也很简单，考试。
作为一个修行者，首先佛教经书虽不要求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但起码要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如果连基本的佛法都不知道，那算什么和尚？
那就是假和尚，为了利益而出家的假和尚。
只有剔除了这些假和尚，佛教才能真正的清静。
至于那些真和尚，真心修行之人，本身也不会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了，把那些寺庙财产交给政府没什么不好的。
在寺庙没有私产的情况下，国家会提供衣食住行，使他们能够更专心的投入到修持之中，更好的看破红尘、脱离苦海。
从国家层面来看，和尚不事生产，确实对国家没有太大的好处。
但是一个社会，必然有人迷恋红尘，有人看破红尘。对于那些看破红尘的群体，国家也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修行的条件。
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看破红尘。
历史上，民国那些叱咤一时的军阀们，亦有不少遁入空门。
孙传芳、段祺瑞、杨度……
这些人在纷乱的军阀战争过后，都陆续遁入空门。
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在民国初期就躲在家里修道去了，袁世凯请他出去当官也都是应付了事。
在这个喧嚣的工业时代，物欲愈加强大的后天社会模式下，中华民国更需要一个清静的修行环境。
此次空智大师还带来了十几位佛家高僧，以坐镇此次西藏佛教改革。
喇嘛教当初在明代能够说服蒙古部落首领信仰佛教，这自然是靠显现神通的方式，否则谁会信他们？
或者说，没有神通来忽悠那些蒙古部落首领，他们怎么可能接受喇嘛教的神权力量。
这些中土高僧自然也是有神通的，他们来到西藏，就是为了对付那些阻碍改革的和尚，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那些有神通的和尚，也许对付一两个人，也就是直接对付入侵者的首领还行，但是绝对对付不了国家暴力机器的碾压。
就和古代白莲教一样，尽管白莲教通过发展信徒，使他们能够借助这些信仰之力搞一些法术出来，信的人越多就越多人信，但力量有大小之分，精神力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与物质力量抗衡，但绝对挡不住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
一起前来西藏的，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摄影队，足由三百多名摄影师来到了西藏，他们的任务就是拍摄大量西藏宗教和一统治下的西藏社会惨状。
第022章：道教改革，册封国教
蔓延的农奴场主、土司、寺庙叛乱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被镇压了下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报纸上鲜有报道。
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达到了西藏腐朽压迫阶级。
实际上，这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到处抄家，国防军通过镇压这场叛乱，收刮了八亿两白银。
当然，是藏两。
15藏两等于1银元。
相当于是收刮了将近2700万炎黄币，除此之外还有上百万两黄金，相当于将近1000万炎黄币。
还有大量珠宝玉器、裘皮等奢侈品。
总共的缴获，不少于六千万炎黄币，这基本上是西藏大部分的财富了，这次收刮当中，土司、寺庙遭到了全面打击。
土司是官僚阶级，没收财产。
寺庙是修持的出家人士，要钱也没用，以后国家养他们。
除此之外，贵族阶级有很大一部分人投靠了民国政府，很多贵族还是支持中华民国的改革的。
“如果农奴都死光了，贵族也当不下去的。”其中一名贵族在之前的集会上这样说道，说服了一群贵族支持中华民国在西藏的改革。
这些缴获的财物，很快就被中华民国政府出售给财团处理掉了，让中央政府拿到了近五千万元。
这五千万元则被中央交给了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用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
……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也就宗教法进行了修改。
“我国宗教，必须具备自我修持、非极端的特性，不具备修持能力，并走向极端化的宗教，皆定义为邪教以与禁止……”
宗教法进行修改之后，则爱中华民国地区，也就只允许‘道教’、‘佛教’这两个宗教继续存在。
同时，就国教问题，中华民国宣布，将道教定为中华民国国教。
“道教起源于汉代五斗米教，经历张道陵改革，创建各种地方公益建设习俗，具备很强的教化意义。且道教之核心取自老子《道德经》，具备非极端的平和性质。再则道教是为本土所创宗教，因此中华民国将道教定义为国教。”
中华民国总统宋教仁在广播中发表了讲话。
以前中国拜什么呢？
拜孔子，拜关公、拜佛。
道教因为非极端性，竞争力不够强大，因而全面衰弱。
后世台湾一位研究学者找了一群异能人士来透视字体，这些异能认识看到‘佛’、‘耶稣’等字体时，不是直接看到字，而是看到一些很光辉的形象。
甚至是看‘关公’都有感应。
而看‘老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却非常微弱，看‘庄子’则完全没有。
那位台湾研究学者就给出了结论：神是存在的。
这个结论甚是荒谬，连光老2都有神光看到，庄子怎么会没有呢？
因而得出的真正结论就是，这些神光并非代表神是否存在，而是代表着有多少人去拜这些神。
拜的人多了，精神能量汇聚于宇宙能量场，那些神棍则像是无线路由器一样，把这些能量接收下来，从而可以治病救人。
这些宗教又通过这些神奇的手段，然后继续发展教徒。
只要宗教性质够极端，教徒所贡献的精神能量就越高，因为无时无刻都在祈祷什么的。
在后世，确实有很多神力的报道，如在基督教堂，神父带着一群教徒对着一名得了癌症的病人祈祷吟唱，结果就神奇的治愈了癌症。
这实际上也就是信仰之力。
就将道教定为国教的问题，中华民国也对道教进行了一些改革，道教用的是道家的理论，道家讲的就是‘隐’与‘不争’，核心上不够极端，自然无法和其他宗教相抗衡。
改革后的道教，加入了盘古、炎黄。
作为一个极端的宗教，一般‘唯一神’是最容易成功的，道教没办法搞唯一神。
因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本身就是非极端的，比较平和的。对于神的定义，中国古代圣贤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也不可能盲目崇拜某个神。
这也是为什么，外来的唯一神宗教在古代中国吃不开的原因，因为上层社会知道那东西是就是假的。
因此这次道教改革把女娲、炎黄加入其中，让教徒主要拜女娲、炎黄，从而将信仰能量汇聚起来，接着又靠这些神力使民众相信民族祖先炎黄依旧存在，同时提倡一些真善美，以教化民众。
而道教所拜的‘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李耳，则退居二线。老子作为成仙之人，本身也不会看重这些信仰之力。
如果老子李耳要这种信力，早就在春秋时就搞了。
作为一个智慧达到了那种程度的圣贤，不会不明白宗教的本质。
一个国家，特别是在资本时代，人的拜金思想是不断加深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春秋时期以来，到近代中国。
人是越来越鬼的，越来越物质化、现实化。
在从先天社会过度到后天社会的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还是很讲信义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充分信任的。
两汉时期的民风也很淳朴，上层阶级的道德素质也是比较好的。
越往后发展，统治阶级的道德素质开始不断下降，老百姓也越来越现实，脑子越越来越鬼。
这就是‘后天之道’的负面影响。
所以中华民国需要宗教力量进行教化，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有很大市场了，本土道教也可以趁机发展起来。
就中央将道教定为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