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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之母子君臣-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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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不多。”听差为主人声明,“火锅不坏,让四爷留着量吃火锅。”
等火锅端上来,听差报明内容,是满腹皆黄的“子蟹”熬的汤,内有关外来的“冰鸡”,就是野鸡,但非极肥的不作冰鸡,是内府贡品,连王府都难得吃到的。此外有辽河的白鱼,宝坻的银鱼,以及来自东南的海味,总共报了有十五六样之多。
“唉!”立山叹口气,作出艳羡的神态,“饮食上头,我也算讲究了!谁知道竟不能比!”
“那也是四爷。”听差答说,“差不多的客人,可用不着这么讲究,货卖识家。”
听得这一句恭维,立山越发高兴,快饮豪啖,李家主仆都很高兴。吃完已经快九点钟了,立山知道李莲英睡得早,便很知趣地摸摸肚子说:“不行!我得走了。”
“怎么着?肚子不舒服?”李莲英很关切地问。
“不是!”立山笑道,“我那能那么泄气,吃一顿好的就闹肚子。我是想赶快回家,灌普洱茶去。”
普洱茶消食,这是表示他吃得太饱了。李莲英便吩咐听差:“去看看,冰鸡、白鱼,还有不?给立四爷带点儿回去!”
立山也很高兴,因为物轻意重。多日来因为与载澜结怨,耿耿于怀之际,亦不免惴惴不安,如今有李莲英的解譬慰劝,情意稠叠,便觉有恃无恐,大感轻松。因而出手更加豪阔,对李家下人,一赏便是二百两银子之多。
※               ※                 ※假皇帝的疑案,终于告一段落。从湖北传来的消息,张之洞曾经亲自提讯杨国麟,供了实话,说是本名叫李成能,山西平遥人,原来在京师做生意,只为性好游荡,结交了好些损友,以致破家。其后受了一名“会匪”洪春圃的教唆,异想天开,串成这么一个骗局。原意是由两湖到两广,只要有那个封疆大吏入彀,便打算大大地骗一笔钱,远走高飞,逃往外洋。这话是否实在,洪春圃又是何许人?张之洞都未细问,反正悖逆狡诈,罪在不赦,秘密处决以后,密电军机处报闻,就此了却这重公案。
有人说:李成能口中的所谓“洪春圃”,实无其人,而教唆他串演这个荒唐骗局的,乃是一个陕西人李来中。此人从小就习闻他的“同乡先辈”李闯王、张献忠的种种传说,洪秀全金田起事,“天京”开国的始末,亦听得很不少,因而颇有大志,亦工于心计。他暗地里思量,从古帝王创业,不外乎三条路子,一是一方势豪义名在外,时逢乱世,众望所归,起事夺天下;二是占山为寨,招兵买马,由抗官府而抗朝廷;三是借神道设教,盅惑乡愚,见机行事。忖量自己的身分、力量,只有第三条路子可走。因此,早就有了一个伏笔,编造了一段诡谲的故事,说他母亲生他时,曾梦见神龙,八字中又有“三辰”之异。不说“四辰”
就是他的高明之处,留下一点缺陷,更容易使人相信。当然,这些话他自己是很少提到的,甚至有时还装出讳莫如深,唯恐惹祸的模样,只用种种暗示来散布他的身世之异。加以善用小恩小惠,而急人之急,又真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所以在他的家乡,很结了一些死党。
又有一说,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起于安化,溃勇饥民相附,聚有十余万之众,犯绥德、窥榆林,声势浩大,其后为刘松山所败。当董福祥被困危急时,李来中救过他的性命,因而结义为异姓手足。董福祥后来投降做官,一帆风顺,曾经想提拔李来中,而他不受,并且亦不承认跟董福祥有此一段渊源。其中真相,无人能说,不过李来中的身分,却反因此而提高了。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承认了,不过董福祥的义弟而已,身分亦高不到那里去。
李来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虽深,磨来磨去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成其为大器。但陕甘自左宗棠西征后,着力经营,乱源已遏,并无可以号召起事的机会,直到毓贤在山东与洋人为仇,才发现有了可乘之机。
到了山东,李来中很快地跟义和拳搭上了线,随即策动朱红灯在平原起事。朱红灯自称明朝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志在复明,当然反清。却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两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来“扶清灭洋”这句口号是应付官府的挡箭牌,不想大合毓贤的胃口,暗中庇护,酿成大乱,平原、高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道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入”的活靶,逼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做。
※               ※                 ※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出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               ※                 ※巨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马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为杨福同挥兵攻入,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显了一点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团,就在这十天工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来自涞水以北涿州的大股义和团,在山道设伏,杨福同寡不敌众,被困在山沟中,身边仅有两名马弁,当然遇害。身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色,找来藩臬两司会商。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道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裕禄唯有跟着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团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潮流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道谭文焕。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团埋伏在裕禄身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到处宣扬义和团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道品类不齐,才具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做官。不会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色,所得的只是白眼。会做的,那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水之足并不下于海关道、盐运使等等肥缺。而且实缺道员只能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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