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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会很高兴地添油加醋。
凯拉趴在玛蒂的肩上，发出淑女般的鼾声。玛蒂看了她一眼，又爱又恨地对她笑了一下。“我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见面，我看上去像个傻瓜；因为我真的是你忠实的读者。卡斯特尔—洛克的书店的人说这个夏天你有一本新的书要出来了。”
我点点头。“这本书叫《海伦的诺言》。”
她咧嘴笑了。“好名字。”
“谢谢。在胳膊累断之前你最好把你的小宝贝带回家。”
“是的。”
这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有一种本事，总是无意地问出些让人为难和尴尬的问题——这就像乱登门的才能。我也是这种人，当我跟她一起走向斯考特吉普乘客上车的车门时，我想到了一个好问题。可是很难责备我自己太热情。毕竟，我曾看见她手上的结婚戒指。
“你会告诉你丈夫吗？”
她的笑容还在，但不知怎的就苍白了些。也绷紧了。如果我们能像写故事时删除输入的一行一样删除问出来的问题，那我已经这样做了。
“他去年八月去世了。”
“玛蒂，我很抱歉。我有口无心说错话了。”
“你不可能知道的。我这样年纪的女孩甚至都不会被人认为结过婚，不是吗？如果她结婚了，人们会认为她的丈夫在军队里，或者差不多那样。”
斯考特吉普的乘客座位上有一个粉红色的婴儿汽车座椅——我猜也是在凯玛特买的。玛蒂打算把凯拉放进去，但我可以看到她很费力。我走上前去帮她，仅一刹那，当我伸过手去抓起胖乎乎的一条腿时，我的手背在她胸部拂了一下。她不能向后退，除非她想冒凯拉从椅子里滑出来掉到地上的风险，但我可以感觉到她记下了这次触摸。我的丈夫死了，不成为威胁了，于是这位伟大的作家认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早晨找点感觉是没问题的。我能说什么？大人物先生出现了，把我的小孩从路上抱开，也许救了她的命。
不，玛蒂，我也许能从四十岁一直活到一百岁，但我不是在找感觉。可惜我不能那么说；这只会让事情更糟。我感觉我的脸颊有点红。
“你多大了？”我问，那时我们已经把孩子安顿好，并又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
她看了我一眼。不管累不累，她已经恢复了状态。“大得足以知道我所处的情形。”她伸出手来。“再次感谢，诺南先生。上帝在适当的时间把你派来了。”
“不，上帝只是跟我说我需要在乡村咖啡馆吃汉堡包，”我说，“或许是跟他老人家差不多的什么神。请告诉我巴迪还在同一个老地方做生意。”
她微笑着。这句话又让她脸上有了暖意，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等凯的孩子大到可以试着用假身份证去买啤酒时，他老人家还会在那里。除非有个人逛进店里，要一份虾做的苔塔拉基尼。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他老人家就可能因心脏病突发而倒毙。”
“是的。好吧，当我拿到新书时，我会给你一本。”
笑容还挂在那里，但现在变成谨慎了。“你不需要那样做，诺南先生。”
“不需要，但是我愿意。我的经纪人会送我五十本。我发现随着我变老，它们攒得越来越多了。”
也许她从我的话里得出了我本来没有的意思——我猜人们有时是这样的。
“没问题。我会期待这本书的。”
我又看了一眼孩子，以那种怪怪的随意方式睡着——她的脑袋歪在肩上，可爱的小嘴唇噘起来吐着泡泡。小娃娃的皮肤太让我喜欢了——这么精细完美，似乎完全没有毛孔。她的红袜子队的帽子歪着。玛蒂看着我伸出手调整了一下帽子，这样帽舌的阴影落在她闭着的眼睛上。
“凯拉，”我说。
玛蒂点点头，“淑女样的。”
“凯是一个非洲名字，”我说。“它的意思是指‘季节的开始’。”然后我离开她，当我朝雪佛莱驾驶室一侧走回去时，对她挥了挥手。我可以感觉到她好奇的眼睛看着我，我有种最奇怪的感觉，我想哭。
她们俩走得看不见后，那种感觉还伴随了我很久；当我去乡村咖啡馆的时候还跟着我。我把车停在杂牌加油泵左边的泥土地面的停车场上，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想着乔，想着那个值二十二元五角的家用怀孕试纸。她想保留的一个小秘密，直到她完全确信。一定是这样的；还能是什么呢？
“凯，”我说，“季节的开始。”但这样让我觉得又要哭的样子，于是我走出汽车把门重重地带上，好像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悲哀留在车里。
第8章（上）
马迪·杰里森一点儿没变——一样肮脏的白色厨师服，一样油腻的白围裙，一样溅着牛血或草莓汁的纸帽子底下是一样的黑发。仔细一瞧，乱蓬蓬的胡子里还同以往一样沾着燕麦饼屑。他也许五十五，也许七十——先天好的人在这个年龄看上去还像是徘徊在中年的边缘。他身材硕大，走路懒洋洋地摇晃着——也许有六英尺四，三百磅——仍然是四年前那个优雅、机智的乐天派。
“你要菜单还是能背得出？”他咕哝着，好像我昨天才来过似的。
“你还在做乡村汉堡套餐吗？”
“乌鸦还在树顶上拉屎吗？”他用黯淡的目光瞧瞧我。没有安慰的话语，我很高兴。
“很有可能。我每样都来一点儿——一个乡村汉堡，不要乌鸦——一杯巧克力冰咖啡。很高兴又见到你。”
我伸出手，他显得有点惊讶，不过还是握了握我的手。厨师服、围裙和帽子那么邋遢，他的手倒很干净，连指甲都一尘不染。“哈，”他说道，然后把脸转向那个正在烤炉边切洋葱的脸色蜡黄的女人，“乡村汉堡，奥黛丽。”他说道，“把它从花园里拖出来。”
平时我总喜欢坐在吧台上，但这天却在冷气机旁找了位子，等着巴迪大叫一声汉堡好了——奥黛丽预备餐点，但她不送到桌上。我有些事要想，巴迪的饭馆是个好地方。旁边有两个本地客人在啃三明治，直接从罐子里喝苏打水，这儿不讲究；夏季的度假客除非饿急了是不会光顾“乡村咖啡馆”的，即使来了，你也很可能不得不骂骂咧咧地反他们踢出门去。地板上铺着凹凸不平、褪了色的绿油毯，和巴迪的厨师服（来这儿的度假客们也许没注意过他的手）一样，也不怎么干净。木墙板泛着黯淡的油光，墙板上方灰泥墙开始的地方贴着几幅滑稽的汽车标语——巴迪认为可以起到装饰的效果：
喇叭已坏——瞧我的手指头！
老婆和狗走丢。悬赏寻狗！
镇上没有头号酒鬼，我们轮流来凑！
幽默往往是乔装的愤怒，我以为，可在小镇里这种乔装通常很粗浅。头顶上三个吊扇无精打采地鼓着热风，软饮料冰柜的左边悬挂着两张捕蝇纸，上边点缀着被坑害的死苍蝇，间或几只还的还在蹬着腿儿。要是你看着这副光景还能下咽，说明你的消化机能还健全。
我想到两个相近的名字，那一定——也只能——是个巧合。我想到一个十六七岁上当了母亲，十九二十岁守了寡的年轻漂亮的女孩。我想到自己无意间触到她的乳房，想着这世界会怎么看待一个突然对年轻女人和她们周遭的一切发生兴趣的四十岁男人。但我想得更多的，是玛蒂告诉我孩子名字时我那种奇怪的感觉——那种嘴和喉咙里突然涨满冰冷、腥气的湖水的感觉，那种突然的恶心。
汉堡好了，巴迪不得不喊了两次。我过去取时他说：“你回来是打算住下还是收拾搬走？”
“为什么？”我问道，“你不想我么，巴迪？”
“不，”他说，“不过我们至少还在一个州。你知不知道‘马萨诸塞’在皮斯卡塔卡土话里意思是‘屁眼儿’？”
“你还是那么有趣。”我说。
“是啊，我喜欢文字游戏。跟我说说，上帝为什么要给海鸥安上翅膀？”
“为什么，巴迪？”
“这么一样它们就能痛揍法国佬了。”
我从架上取下一份报纸和一根吸管，然后绕到公用电话旁，报纸夹在胳膊底下，翻开电话本。这里你能拿着电话本随处走，因为它没有用绳子连在电话机上。可说回来，谁又会想偷一本卡斯特尔县的电话本呢？
上面有不下二十个叫德沃尔的，我并不觉得奇怪——就像叫佩奇、勃威或图萨克的，只要你住在这儿，随处都能见到姓这个的人。我心想这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有些家庭生得多，搬得少，仅此而已。
有个“德沃尔”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