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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喜欢玩弄权谋之术的国家，而韩国崇尚权谋之术，是从申不害变法开始。
韩国虽然是公认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但在战国中期的时候，也曾称雄过一时。就在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同时，韩昭侯（公元前362年……前333年在位）也任用另一位法家学者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五年之后，韩国大治，令天下诸候不敢相攻。
不过虽然同为法家学者，但申不害的变法內容和商鞅大不相同，原来在法家內部实际莡分为三个派别，分别为势治、法治、术治，只到后来韩非出现，将势、法、术三治合一，这才成为集法家之大成者。
商鞅属于法治派，主张求固国本，当以立法为先，臣民俱唯法是从，不过法令要因时而变，以增强国力为目标，并以发展农业，加强军事这两点为核心，因此法成则国势大张；而申不害是属于术治派，所谓术治，实际就是君主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说，法令只是明面上的规则，是国家对百姓、官员行为的规范，而术则是君主暗中监视、考检臣下的有效手段，以加强君主的权力。
术治思想的产生，也是由这个时代复杂的社会斗争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变，臣下弑君，酿成习气，加上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因此国君往往有实无权，被臣下架空，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会消耗国家的力量，甚致会出现改朝易代。
于是申不害认为，只有加强君主的权力，才能使国家强大，因此君主必然要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而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但国君又不能事必躬亲，许多的具体工作都要交给臣下去做，这样一来，就势必要将一些权力授于臣下，这样就必须有一套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申不害所说的术治。
“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去听、去视、去智、以示无为，藏于无事，乃无不知也。”
“独视者明，独听者聪，明而聪者，即可独断，而能独断者，当可王于天下也。”
意思是国君要用术来控制群臣；就要装做听不见，看不明的糊涂样孑，要隐藏好自己的**，智慧，使臣下无法猜测到国君的喜好和意图，从而就无法讨好取巧国君，也就无法在国君面前隐瞒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国君反而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了，如果国君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可以做到独视，独听、独断了。
第四六一章 术治之败（下）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后来经过韩非的改进之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后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而法家学派也被视暴政、苛政的代表思想而无人再敢提及，但术治思想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臣下，维护自己统治的必学之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学。
一直到1513年，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一书，其中许多观点和申不害有相似之处，如【君主论】中最著名的观点：君主必须俱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几乎和申不害的观点几乎如出一撤。但【君主论】出现的时间要比申不害要晚了一千八百余年。这也说明中国的古老智慧，确实是博大精深的。
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最大的局限就在于，过份的重视了利用权术来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忽视了做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力的强大，如果是在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也许还好一点，但在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如果自身的国力不强，那么就算君主能够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仍然还是改变不了国家被灭亡的命运。
如果过份的强调术治，把术治当做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整个国家就难免陷入到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的局面，国家法制名存实亡，各种潜规责横行，人人工于心计，不走正道，专行偏峰，无人有心务实正干，而囯家的力量也在这样不断的内斗中消耗殆尽。
权谋虽然可以筑固君主的权力，但却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仍然是要以用正当手段，以法治为基础，术治只能够做为法治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商鞅对申不害的思想非常不屑，认为强国之本在于立法，富民强兵，以术治国，是舍本求末，必无大成。
韩国和秦国变法之后的不同发展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在经过了短暂强盛之后，韩国却急速衰落，结果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只能与燕国之流为伍。而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以赏励耕战为核心，逐步走向富强，成为七雄首强。
其实韩国也将这样这种国内的权谋运用到列国相争之中，长平之战的导火索，实际是始于秦国出兵进攻韩国的上党之地，而上党太守冯亭谋划决定利用赵国力量抗秦，于是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果然成功的引发了秦赵之间的一场大决战，结果秦国惨胜，赵国惨败，从而也决定了战国后期的大势。
后来韩国又将水工郑国送到秦国，说动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建郑国渠，也就是所谓疲秦之计，结果秦国果然集倾国之力，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修好郑国渠，也让韩国又苟延残喘了十余年。
这两次权谋使用得也不可谓不成功，但因为韩国自身的实力不足，又没有安下心来，全力发展自身国力的决心，结果虽然都为韩国嬴得了许多时间，都在韩国自身的内耗中白白lang废掉了，无法充份利用这两次权谋所创造的大好机会，使韩国重新强盛起来。
张良是韩国世族，当然对韩国的历史情况自然十分熟悉，只是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时候，韩王成、段达、严累等人居然还不忘争权夺利。本来张良对恢复韩国充满了热情，但这时也不禁觉得心灰意冷，因此虽然大殿上吵成了一片，但张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样的争吵，自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因此韩王成首先不奈烦了，于是一挥袖孑，转回到后宫去饮酒解闷，而众大臣见韩王成走了，也觉得没越，都纷纷散去。
但逃避并不是办法，就在第二天，段达也上一份表章到新郑，严厉的遣责严累扣压粮草，导致自己未能攻下堰城，要求韩王成严惩严累，并且十分含蓄的提出，如果韩王成不惩处严累，自己就决不会回兵。
严累自然不能接受段达的攻击，正要在韩王成面前为自己分辩，但就在这时，又有人来报告，新城己经被秦军攻破了。
这下韩国的君臣也真的着慌，毕竟新城一失，秦军就可以直接进攻新郑，而这时新郑的守军不足万人，根本无力抵挡秦军。因此有不少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以李平为首，再向韩王成表示，一定要将严累严惩，才能够让段达尽快出兵，救援新郑。结果主张严惩严累的大臣顿时占了大多数，包括一些本来支持严累的大臣，这时也都反戈一击，要求韩王成严惩严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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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累又惊又怒，洠в邢氲骄质凭尤患弊毕拢约悍丫⌒幕胍返苟未铮纠醇壕辉谖眨衷诰尤环⑸苏庋哪孀Ｋ比徊桓收庋鲜洌业背踝砸颜庋觯灰彩呛醭赡淼穆穑�
就在严累正要为自己分辩，这时只听韩王成厉声道：“来人，将严累拿下。”
左右的士兵立刻一拥而上，还没等严累反应过来，就将严累的双手后背，抓了起来。严累呆了一呆，这才明白过来，原来韩王成己经决定牺牲自己，以求让段达出兵救援新郑。但这时也己经晚了，因为严累早己被卫兵架着，离开了大殿。
这时韩王成又命令李平再次下诏到汾陉塞，让段达尽快率军赶到新郑来。同时又命令张良出使楚国，请楚国出兵来援助韩国。因为上一次张良带来了项燕的书信，也被韩国上下视为在楚国有门路，因此出使楚国救援的任务，自然就只能交给张良。
虽然张良对韩王成和韩国的世族的行为表现十分失望，但他毕竟也是韩国人，总不忍心看着韩国刚刚复国，就马上又被秦囯所灭，因此还是接受了韩王成的命令，出使楚国。在出发之前，又再三的告戒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