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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罗马应该会有答案。
第七章
坐在“国务院”二楼会议室中开会的四个人，全都还算得上是年轻之辈，可是他们在华府的地位，却算得上最高阶层的人士。他们的年纪大约是三十五岁左右到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可是从他们一脸的皱纹看上去，却好象并不止这些岁数。他们的工作必须时常熬夜和不断焦虑担忧，才能使他们继续留住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所谈的危机也只限于在这个会议里讨论而已。因为这几个人乃是专门负责秘密行动方案策划人，是所有一切秘密行动的“塔台管制员”，只要他们稍一估计错误，他们放出去的秃鹰就可能会被打下来。他们的上级只质询广泛的目标是成是败，从来不问达成目标的计划和细节；而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人，也只是负责设计他们所提出来的方案中，所需要的一切后勤支援而已。当一个行动作业开始着手执行之后，唯有这些人才必须随时去洞烛机先，去考虑每一种可能的变化和行动进行之际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他们就等于是个专门负责“澄清”的中心。每个人都是某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是权威人士。也只有他们，才能对那些负责行动的“秃鹰”们点头示可，放他们飞出去。
可是他们却毫无雷达或天线来帮助他们，他们只能单凭对人性行为反应和投射所具有的深刻认识，来引导他们自己。他们必须审察行为与反应，并不只限于敌方的，而且也包括了他们自己派出去的行动员。不断评鉴审核的工作，乃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奋斗，而且永远也无法令任何人满意。每通到某件新的突发事件，某个人的反应突然失去常态，他们就必须马上把所有的“可能”、“假如”、“会不会”，尽量归纳和推算出来。他们就如同永远置身于一座违反常态的迷宫中的精神分析家那样，失常的病人，包括敌人，也包括了己方人员。每天都必须投身于惊涛骇浪的突发事件中，去面对、预测、补救，或者企图挽回某些几乎已经注定失败的行动方案。
那天晚上，他们也都同意，目前的危机己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立刻加以处理。从罗马贝勒处以最速密电拍来的这项消息中所说的，他们必须再将那份早己封存的注销档案拿出来，重新加以研究和讨论。
他们并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事。“布拉瓦海岸事件”早巳获得了“双重证实”，除了国外行动员哈洛克的目睹报告之外，还有一名哈洛克并不晓得的“二号”目击者——马肯齐——所交上的报告，他是中情局派驻欧洲最具经验的情报员之一。他会在事后，冒着生命的危险，潜至出事地点，搞回一些重要证物：被撕碎的衣物；沾满血渍的衣物——经过仔细的鉴定之后，结果十分肯定：是珍娜·卡拉丝的衣服。马肯齐当时就躲在哈洛克伏身藏匿点北方两百尺之外；他的了望点很清楚，目击报告是绝对可信的，证物也是毫无疑问的。叫“卡拉丝”的那名女子，确实已在当晚毕命。虽然马肯齐在将证物从欧洲送回美国的三星期后，已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他的游艇上，也不能对这件事产生任何影响；何况马肯齐的死因早经专家鉴定，是由于自然因素，毫无他杀之嫌。
再加上珍娜·卡拉丝本人，也绝无误杀之嫌。国务卿安东尼·麦锡当初也坚持予以彻查，他们也晓得为什么。因为他跟哈洛克有将近二十年亦师亦友的交情。麦锡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过哈洛克，两个人都出生于捷克。安东尼·麦锡原是布拉格一位名医的儿子，于四十年前移居美国，那时正是纳粹的阴影，开始笼罩捷克的时候。而哈洛克的移民美国，却是出之于英美两国情报组织的安排。
负责侦查确认“卡拉丝案”的人。全都晓得不能出任何一点点的差错，所以自从接到贝勒上校由罗马拍来的急电之后，他们也发现事态严重，不能掉以轻心。最重要的，就是目前还不能让国务卿晓得。虽然新闻界都知道国务卿是去度年假，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麦锡其实病得很重，已经有将近五星期没到华府上班了。新闻界虽然有些怀疑，可是却不愿意往坏处想，因为全世界都不会希望听到这种坏消息的。
所以罗马的这件事，也绝不能再去增加安东尼·麦锡的负担。
“我看他是胡思乱想。”医学博士保罗·米勒说。他是个精神病学家。
“他的记录中是否有这种可能的倾向呢？”满头红发，块头很大，却穿了件似乎过大过细皱西装的前秘密行动员欧吉维问道。
“不可能会找到的。”秘密行动局的局长丹尼·史登说道。
“为什么不可能？”坐在欧吉维身边的国际法权威道森说。“难道你是说……他的档案里有被省略掉一部分吗！”
“对。这是好些年以前我们为了安全上的考虑，才这么做的。他的档案很不完全。可是也可能因此正好把欧吉维刚才问的话不幸言中——省略掉的那部分资料里，可能正好有他得过‘狂想症’的记录呢。”
“为什么会如此？”米勒问。
“他可能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就会产生狂想症。”
“这是什么意思？”欧吉维很不乐的身体前倾反问道。“话不可能随便乱说！”
“那他为什么又会在火车站看到明明已经死掉的人呢？”道森打岔。“为什么？”
“你认不认识哈洛克？”史登问。
“是在八九个月以前，他飞返华府时，会晤过他一次，他好象是个很能干的人。”
“他本来就是，”史登说。“又伶俐、又聪明、又冷静；很狠，很冷，很毒。可是这完全是归因于他童年时期生活的环境，才把他训练成这种样子的。也许我们要追查的，就是他早年的生涯。”史登说着就将放在桌上的一个厚牛皮纸信封袋拿起来，从里面拿出一份贴有红边的档案夹。
“这是哈洛克早年的背景资料。再近一些的资料我们全都晓得。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的博士，斯拉夫语言学硕士。家住康州格林威治城。是从英国送来美国的一名战争孤儿，被一对叫韦勃斯特的好心夫妇认养，十六年前进入本局服务，是经过安东尼·麦锡的大力推荐。他智慧颇高，聪明过人，外加他能说流利的斯拉夫语系的语言，所以非常适合干秘密行动员。再说，他本来出身捷克，语文能力当然没有话讲。现在我们要看的，则是这些已知资料以前的事。”
“那跳得未免太快太远了，”欧吉维说。“你能否大略先跟我们提一下，免得到时候会感觉太突然和意外。”
“显然我们早已有了一个意外了，”米勒说。“假如贝勒这封电报不是在开玩笑的话——”
“绝对不会，”史登说。“贝勒是我们放在欧洲最佳人员之一。”
“而且他又是属于国防部的人，”道森凑上一句。“他不会有什么过度偏激的判断的。”
“难讲，”局长说。“他是个黑人。”
“可是我要说的，”米勒继续道。“是贝勒这封电文中所附的话，他要我们认真的相信哈洛克所说的事。他强调他一定是亲眼看过那个女的。”
“这是不可能的！”欧吉维说。“这不就表示我们自己砸了锅？！那份资料里到底是讲些什么？”
“童年相当凄惨，”史登边说边翻那份档案。“我们只晓得他是捷克后裔，对吧，可是他当初并非一开始就在英国做孤儿的。他从小就在布拉格打游击，先打纳粹，后来又打苏联红军。所以他一定是从儿童时期，就遭受到很大的压力了。”
“差不多可以回湖到哪一年？”米勒博士说。
“可以回溯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左右，那时刚好是捷克与纳粹打仗的时候，他出生时间大约是在三十年代，确实日期不详。生在布拉格，原名叫米海·赫维里柯。他父亲原系布拉格一位教授，后来他率领布拉格的地下反抗军，把盖世太保的刽子手头目干掉了。他们的老家是在布拉格市外西南方的一个城镇，叫什么‘利底斯’的……哈洛克从小就是隶属于捷克地下反抗军‘儿童分遣队’的队员，专门负责送信和送炸药、弹药。他是因为母亲被德国纳粹奸杀以后才加入的。晚上跟着他父亲读书认字，白天就在田野山林间练习躲藏和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