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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④。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唯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莫斯科。他率领一个小型的党的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为首的苏联党代表团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论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而且自从1960年前后重新开始会谈以来，在关于态度问题上，一方总是认为另一方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中国人特别在两个问题上对俄国人表示了不满：后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间允许五万多人从新疆逃亡到苏联境内，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前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公开进行批评。至于俄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公然把他们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行为先是说成“冒险主义”，后来又说成是投降主义的说法，也极为愤懑。在会谈开始前，双方各自发表长篇的文件和声明，充分地和有针对性地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这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俄国人还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来说，同邓的代表团的会谈远没有同时在莫斯科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重要（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向中国的挑衅）。虽然赫鲁晓夫亲自为邓和他的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双方没有确定进一步会谈的日期。这就发出了破裂的信号，而且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标志着两党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否决了邓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件，也许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即使是有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毛已不再信任邓了。毛经常对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而且如果他对给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邓的能力有什么怀疑的话，他就不可能派邓去同苏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本人较量。无论如何，在这次事件后，他曾表示，对邓的表现感到满意。更为不寻常的是，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返回北京的邓，随后，他又指定邓担任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是为了准备写作关于这场论战的起因和经过的详细的、公开的报告而成立的。这个报告在1963年和1964年间分九个部分［简称“九评”］发表，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制定经济恢复的计划，组织一场旨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性和道德败坏等现象的运动。
恢复经济计划主要由四个人负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代替五年计划，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
邓对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项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由党的一位资深的党员监督起草；他还协调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个委员会的工作。
到1961年底，这些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制定出了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几套法规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文件和草案，它们基本上都得到顺利通过。有一种说法是，毛批评了邓在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公社后起草的一套文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反对作为总书记的邓为会议所作的“准备”。不管怎样，反正（一种说法是，在毛还没来得及讨论它们之前，邓便按照会议议程通过了一个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对此非常气愤，且责问是哪个“皇帝”胆敢越过他的权力擅自作出这些安排的？然而，并没有让邓靠边站或让他作自我批评；毛一定对邓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机构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长期规划所表现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规划几乎废除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存在，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却被剥夺了。主要的经济单位成为生产队，约有三十个农户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里平均约有四千个农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要负责其成员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付给他们报酬。以公社为基础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从此销声匿迹。个体农户又可以拥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的一部分地区十分普遍并以农业最终实现集体化道路为指南的政治体制之下，生产队可以同其成员就执行非农业的任务签订合约。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收成达一亿九干五百万吨，恢复到了发动“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放弃了毛在1960年所倡导的工业管理体制。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六十条的管理规划，邓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门化管理，并重新确定了工资间的差别。削减了工业的投资比例，关闭了许多亏损的工厂。结果，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者是返回农村，大大减少政府供给城市的粮食的压力。工业进入不景气的状态比农业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复却迅速得多。到1965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是1957年的两倍多，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由于石油产量的迅速提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邓本人有关发展的观点在1958年和1962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最迟在1959年10月，他盛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⑤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大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⑥这个变化导致在他和毛之间产生了隔阂，毛一直认为，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