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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一次鞭刑实施，西北实业报都会派记者采访拍照，而且还曾因为出于好奇。现场采访过一次，对于那次鞭刑黄之远可谓是印象再深不过，至于重罚黄之远就曾因为乱扔纸屑被罚过五元钱，如果不是因为是初至西北，恐怕就会按最高标准罚款。如此以来。黄之远当然需要提醒一下自己的好友。
“鞭刑？在西北竟然还存在这么野蛮的刑罚？”
听说西北竟然还存在着鞭刑，邵振青不禁惊讶地开口说到。对于鞭型，因为过去的写作的关系，邵振青对此还是有一些了解。
《尚书舜典》载：“鞭作官刑”就是说鞭刑较轻，一般不会致死，专门用鞭子对官吏进行教训。汉代以后，鞭刑时兴时废，延续未绝，多有鞭刑记载，大多将犯人脱去上衣鞭打其背。
康熙八年定条例：凡笞杖罪名，除旗人鞭责外；民人折责。概用竹板，大头阔二寸，小头阔一寸五分，重不过二斤。
虽说相比杖责，鞭刑虽说较轻，也因此成为旗人的特权。但是也是鞭击入肉，使受刑者皮肉皆开，疼痛难忍，当然旧时鞭刑虽有统一定制，行刑时就看人下菜碟了，关键是人情和贿赂多少如何了，可是尽管如此，自共和后，鞭刑便被废止，怎么在西北又出现了鞭刑，这正是邵振青惊奇的原因。
之所以使用鞭刑，实际上是司马吸引后世新加坡地经验，对付大多数某些罪行，在惩戒中使用鞭打是必要，只有鞭打才能产生实在、长久的效果，同时对旁人产生直接威慑！
“在西北鞭刑只是手段罢了！建立秩序、规则才是目的！正是西北的酷律，保持着西北的秩序、规则，在西北，人们所崇拜地是力量、技术、秩序，西北人讲求踏实、严谨，万事都从诚实可靠着眼，对待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在西北最不能容忍地一是混乱、二是欺骗、三是油滑、浮夸。”
黄之远半闭着眼睛，尽可能的用贴切地词语来形容半年来他所知道西北，对于西北的一切都黄之远为之惊讶，当然黄之远知道，这一切全部是建立的酷律之上，依靠酷律来扭转的国民性。
“庆之，西北公司有什么权力执行这一切，他们有什么权力强迫别人的接受他们的规则，还有他们想要的秩序，靠鞭刑和重罚吗？这就是外界所谓的中国希望之所在？在这种拿民众当牛马、当禁固的西北，民主何在、自由何在！”
从黄之远的话里，邵振青知道了为什么西北看起来都是这么景然有序，不可否认这里的秩序也许是全中国最规范的，街道也许是全亚洲最整洁。但是这一切却是建立在酷刑地惩罚之止，这让崇尚自由主义的邵振青异常的反感，之前对西北的好感一下荡然无存，于是便开口说到。
“可不要忘记民主和自由就是要靠秩序和规则维系！那么内地呢？在那里你可以享有民主、自由吗？他们的规则和秩序呢？没有规则和秩序保护的民主和自由，有正义性、普遍性可谈吗？西北的现在是每个来西北的人自己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力！每一个人都有拥有梦想地权力！而西北地秩序和规则，正是保障这一切的根本所在！在不了解西北的时候，请不要对西北说三道四！”
听到邵振青的指责，黄之远正色说到，虽然黄之远同样不喜西北的酷律，以及几乎是不近人情的规则。但是在西北时。黄之远却明明白白的体会到了在规则的保护下，给人们生活带来地好处。
再则虽然并不喜欢西北现行的，这种依靠军法与宪兵队维系秩序、规则的方式。但是却不妨碍黄之远通过在这里的生活体会到，在这之下，人们所能享受到的远比内地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最重要的是平等！
而这种平等却恰恰是自由和民主的一个前提，而平等却恰恰是依靠规则来给予保障。而潜意识之中黄之远早已视自己为西北人，那么当面对他人地指责时。黄之远当然会以一个西北人的身份回应他人的指责。
“请不要激动，庆之，不要忘记什么事情都是靠人来执行，国人的特性早都已经决定了，你所谓的这些平等、秩序以及规则，无非是为了便于自己地管理罢了，而西北的权贵们却可以独立在秩序和规则的限制之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庆之。你同样信奉自由和民主，可是现在呢？被威权影响了？”
看着自己好友有些激动的样子，邵振青并没有争辩地意思，只是直接轻声说出一个事实，规则再好。总是需要人来执行，而人在执行地时候，自然就会受到权力以及金钱的影响，内地没有法律和规则吗？可是结果呢？
从好友地言语里，邵振青很诧异自己这位同样信奉自由主义的好友的转变。现在的这位好友。好像正是被这种威权给改变了。
“飘萍兄，诚如你所言。最终一切都要靠人来执行，所以在西北才会信奉规则至上，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才会在军事法庭之外，有民选仲裁官以及仲裁团，所以才会的西北实业报社，而这一切正是用于保障规则的公平性，而现在的西北已到做到了国内最好。”
听到好友的话后，黄之远便开口说到，黄之远还记得自己奉命建立西北实业报时，曾经听西北公司的老板司马说过，西北实业报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新闻的监督作用。
虽说认同好友的看法，但是在黄之远看来，现在的西北已经到最好，原因就是因为相当于美国民选法官以及陪审团的民选仲裁官和仲裁团的建立，而西北也在尽可能的保持着仲裁庭在执法时的独立性。
最初制度的军事法典时，司马就曾经考虑过法庭以及法官的事情，司马希望未来的西北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地方，所以想尽可能的避免那种法官吃两家，律师吃两家的事情。
而当时为了制定军事法典，司马特意从上海、天津等地聘请了一些法学专家，在司马收集的后世美军法典以及意大利、德国等其它多个国家的军事法典的基础上制定的民团军事法典。
在军事法的执行的时候，司马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宪兵队，用独立的宪兵队执行军事法，但是在裁决机构上，司马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了。
得益于后世发达的资讯，在见识过太多执法上的不公之后，司马不愿意再让执法上的不公影响到西北未来，必竟在西北最引以为豪的就包括公平以及公正。
思来想去，最终司马还是选择了民国的法学家们见意的美式民选法官以及陪审团制度，只不过因为西北公工业区的身份地原因，所以使用了民选仲裁官和仲裁团这个称呼。
通过工业区内的公民进行投票选举出来的民选仲裁官。以及独立的经费保障，正是保持未来的司汉公正性的一个保障前提。
在审判中；民选仲裁官只是活像个球场上辛辛苦苦监视双方是否犯规的裁判，而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他确实在不断地吹哨叫停。
民选仲裁官跟运动场上的裁判一样，他的水平一是体现在对于游戏规则的熟悉，再就是对抗衡地双方“吹哨”吹得公正。他地水平绝不是体现在给被告定罪时能够“明察秋毫”。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民选仲裁官并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儿，他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最终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的是最最普通的西北工业区内的平头老百姓，也就是即陪审团。
陪审团制度不是最好的，但是至少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地出发点是保护公民的自由。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那么，陪审团制度确实有它难以替代的优越性。
它的作用就在于防止政府以及政府的官员滥用职权，践踏人民的基本自由，以防止出现司法黑暗，屈打成招等等不公。
当建立了这种民选仲裁官和仲裁团之后，在西北工业区内就很快出现了多所律师事务所，必竟对于这些律师而言，那里有利益自然就会到那里来。
虽说这种制度相对影响了西北工业区内准军事化管理。但是相比与其带来的好处而言，司马觉得这一切再值不过。
更何况在工业区地日常秩序的维护是依靠的宪兵队，像违反了交通、卫生等等诸多工业区内规章，根本不需要交到仲裁庭，这些都是由宪兵队惩戒处直接管理。当然如果被惩戒者对宪兵队的惩处不服的话，可以向仲裁庭申诉。
当然这一切地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持西北工业区内的规则以及秩序，尤其是使用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