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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汤米在罗德岛被捕，那时他正开着一辆偷来的车，里面放满赃物。汤米招出同党，换取减刑，因此只需服二到四年徒刑。在他入狱将近一年时，他的室友出狱了，换成另一个囚犯和他同住，名叫艾乌·布拉契。布拉契是因为持械闯入民宅偷窃，而被判六至十二年徒刑。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神经过敏的人，”汤米告诉我，“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干小偷的，至少不应该带枪行窃。只要周遭有一点点声音，他很可能就会跳到半空中，拔枪就射。有一天晚上，只不过因为有人在另一个牢房中，拿着铁杯子刮他们牢房的铁栅，他就差点勒死我。
“在重获自由之前，我跟他同住了七个月。我不能说我们谈过话，因为你知道，你不可能真的和布拉契交谈，每次我们谈话，总是他滔滔说个不完，我只有听的份儿。他从不停嘴，如果你想打个岔，他会两眼一翻，对你挥舞着拳头。每次他这样便让我背脊发凉。他身材高大，几乎秃顶，一对绿眼珠嵌在深陷的眼眶中。老天，我希望这一生不要再看到他。
“他每晚都说个不停：他在哪里长大的、他如何从孤儿院逃走、他干过什么事，还有他搞过的女人、他赢过的扑克牌；我只有不动声色地听他说。我的脸虽然不怎么样，不过我并不想整形。
“照他所说，他至少抢过两百个地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连有人放个响屁，都会使他像鞭炮般惊跳起来，但他发誓是真的。听着，雷德，我知道有的人听说了一些事以后会编造故事，但是在我听说这个叫昆丁的高尔夫球教练之前，我记得我就曾经想过，假如有一天布拉契潜入我家偷东西的话，我若事后才发现，就算是万幸了。我真不敢想象，当他潜入一个女人的房间翻珠宝盒时，她若在睡梦中咳嗽一声或翻个身，会有什么后果？单单想到这件事，都令人不寒而栗。
“他说他杀过人，杀过那些惹毛他的人，至少这是他说的，而我相信他的话，他看起来确实像会杀人。他实在太他妈的神经过敏、太紧张了，就像一把锯掉了撞针的枪，随时会发射出去。我认识一个家伙，他有一把锯掉撞针的警用手枪。这样做没什么好处，纯粹是无聊而已，因为手枪的扳机变得十分灵敏，只要他把音响开到最大声，把枪放在喇叭箱上，很可能就会自动发射。布拉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无法说得更清楚了，总之我相信他轰过些什么人。
“所以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问他杀过谁？我只当听笑话罢了，你知道。他大笑说道：‘有个家伙正因为我杀了两个人而在缅因州服刑。我杀的是这个笨蛋的太太和另一个家伙，我偷偷潜入他的房子，那家伙跟我过不去。’我不记得他是否曾告诉我那女人的名字，”汤米接着说，“也许他说过，但在新英格兰，杜佛尼这个姓就像其他地方的史密斯和琼斯一样普通。但是，他确实把他杀掉的那个家伙的名字告诉我了，他说那家伙叫格林·昆丁，是个讨厌鬼，有钱的讨厌鬼，职业高尔夫球选手。他说他觉得那家伙应该在屋子里放了不少现金，可能有五千美金，在当时，那可是一大笔钱。所以我问：‘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在战后，战争刚结束没多久。’
“所以，他闯进他们屋里，两个人被他吵醒，昆丁还给了他一些麻烦，他是这么说的。我则认为，说不定那家伙只不过开始打鼾。他还告诉我，昆丁和一个名律师的老婆鬼混，结果法院把那个律师送进了肖申克监狱。他说完后大笑不已。老天，当我终于可以出狱、离开那个牢房时，真是觉得谢天谢地。”
我想你不难看出当安迪听完汤米的故事后，为何有一点魂不守舍了，以及他为何要立刻求见典狱长。布拉契被判六至十二年徒刑，而汤米认识他已是四年前的事。当安迪在一九六三年听见这事时，布拉契也许已经快出狱了甚至已经出狱。安迪担心的是，一方面布拉契有可能还在坐牢，另一方面，他也可能随风而逝，不见踪影。
汤米说的故事并不完全前后一致，但现实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布拉契告诉汤米，被关起
来的是个名律师，而安迪却是个银行家，只不过受教育不多的人原本就很容易把这两种职业混为一谈。何况别忘了，布拉契告诉汤米这件事时，距离报上刊出审判消息已经十二年了。布拉契告诉汤米，他从昆丁的抽屉拿走了一千多元，但警方在审判中却说，屋内没有被窃的痕迹。在我看来，首先，如果拥有这笔钱的人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知道屋内到底被偷了多少东西呢？第二，说不定布拉契根本在说谎？也许他不想承认自己无缘无故就杀了两个人。第三，也许屋内确实有被窃的痕迹，但被警方忽略了——警察有时候是很笨的，也可能当时为了不要坏了检察官的大事，他们故意把这事掩盖过去。别忘了，当时检察官正在竞选公职，他很需要把人定罪，作为竞选的宣传，而一件迟迟未破的盗窃杀人案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但在这三个可能中，我觉得第二个最有可能。我在肖申克认识不少像布拉契这类的人，他们都有一双疯狂的眼睛，随时会扣扳机。即使他们只不过偷了个两块美金的廉价手表和九块钱零钱就被逮了，他们也会把它说成每次都偷到“希望之星”之类的巨钻后逃之夭夭。
尽管稍有疑虑，但有一件事说服安迪相信汤米的故事。布拉契绝不是临时起意杀昆丁的，他称昆丁为“有钱的讨厌鬼”，他知道昆丁是个高尔夫职业选手。在那一两年中，安迪和他老婆每个星期总会到乡村俱乐部喝酒吃饭两次，而且安迪发现太太出轨后，也经常独自在那儿喝闷酒。乡村俱乐部有个停靠小艇的码头，一九四七年有一阵子，那儿有个兼差的员工还蛮符合汤米对布拉契的描述。那个人长得很高大，头几乎全秃了，有一对深陷的绿眼睛。他瞪着你的时候，仿佛在打量你一般，会令你浑身不舒服。他没有在那里做多久，要不是自己辞职，就是负责管理码头的人开除了他。但是你不会轻易忘记像他那种人，他太显眼了。
于是安迪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去见诺顿，那天云层很低，灰蒙蒙的墙上是灰蒙蒙的天。那天也是开始融雪的日子，监狱外田野间露出了无生气的草地。
典狱长在行政大楼有间相当宽敞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连着副典狱长的办公室，那天副典狱长出去了，不过我有个亲信刚好在那儿，他真正的名字我忘了，大家都叫他柴士特。柴士特负责浇花和给地板打蜡，我想那天有很多植物一定都渴死了，而且只有钥匙孔打了蜡，因为他只顾竖起他的脏耳朵从钥匙孔偷听事情经过。
他听到典狱长的门打开后又关上，然后听到典狱长说：“早安，杜佛尼，有什么事吗？”
“典狱长，”安迪说，老柴士特后来告诉我们，他几乎听不出是安迪的声音，因为变得太多了。“典狱长有件事发生了我那真的是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那你何不从头说起呢？”典狱长说，大概用他“我们打开《圣经》第二十三诗篇一起读吧”的声音：“这样会容易多了。”
于是安迪开始从头说起。他先说明自己入狱的前因后果，然后再把汤米的话重复一遍。他也说出了汤米的名字，不过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来，这是不智之举，但当时他又别无他法，如果没有人证，别人怎么可能相信你说的呢？
当他说完后，诺顿不发一语。我可以想象他的表情：整个人靠在椅背上，头快撞到墙上挂着的州长李德的照片，两手合十，指尖抵着下巴，嘴唇噘着，从眉毛以上直到额顶全是皱纹，那个三十年纪念襟章闪闪发亮。
“嗯，”他最后说，“这是我听过的最该死的故事。但告诉你最令我吃惊的是什么吧，杜佛尼。”
“先生，是什么？”
“那就是你居然会相信这个故事。”
“先生，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柴士特告诉我们，十三年前那个在屋顶上毫无惧色地对抗哈力的安迪·杜佛尼，此时竟然语无伦次起来。
诺顿说：“依我看来，很明显那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