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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哪了？”乔治像之前的尤利一样问道。
“到这儿了。”尤利套用了我的说法。他正端着两杯热茶给病人送去。
“那儿就是非洲，”我用手指着海港的方向补充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有，”乔治说，“古代的人没有六分仪，也没有指南针，他们在海上是怎么确定自己的方位的？”
“他们看太阳就能知道哪是东哪是西，”卡洛解释道，“然后根据北极星和南十字星就能知道南北。”
“而且他们通过目测地平线和北极星的夹角就能知道纬度，”我补充道，“在北极看北极星，角度是90度，在赤道看，这颗北极星就贴近地平线。如果你在北纬60度，这颗北极星与地平线的夹角就是60度；如果你在北纬32度，这颗星就在32度的位置。只要你能看到北极星，你就能立刻知道自己所在的纬度。腓尼基人、波利尼西亚人、维京人都知道这个方法。但是经度呢，他们就只能通过由航速得出的航行距离来推测了。然而，对古代航海家而言，一旦不见陆地的踪影，肉眼看不见的海洋暗流总会增加不定因素，使他们无法判断实际距离。”
乔治曾在家乡开罗的古埃及博物馆见过他的祖先几千年前使用的测量星体角度的仪器，他明白太阳和北极星在星象学和建筑学计算中的重要『性』。在“太阳”号上，我们总能依靠太阳、月亮和其他主要星座辨明方向。而且我打算制造一种测量纬度的装置，这样不用靠特定技术或是现代化仪器就能显示我们的纬度了。
那埃及土制红茶味如热樱桃汁，既提神又醒脑。而埃及面包干就好像压扁的圆面包，又脆又香，不管抹不抹蜜，都是我们航海能吃到的上等食物。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心情都颇为愉快，全走进船舱与那两位勇气可嘉的病人相互祝愿了一番。诺曼病得不轻，可他和圣地亚哥都士气高涨。圣地亚哥是因为“太阳”号上湿气过重而病倒的。这里离海平面只有两巴掌高，我们的衣服、睡袋和毯子都被咸咸的海洋空气弄得黏糊糊的，而他的皮肤总被蹭破，只要稍微一动就疼得不行。照顾这两个病人可把尤利忙坏了。用绳扎住的纸莎草捆被海浪打弯又伸展开来，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揪人心肺，震耳欲聋，想必对病得不轻的诺曼和圣地亚哥是另一种折磨。时不时地，诺曼觉得身下的箱子被巨浪举起，而下面好像是成千上万份周日版的《纽约时报》霎时被撕成了碎片。船舱的柳条地板上堆了十六只木头箱子，他们每人身下放了两只箱子，并垫着草褥。另外还有两个箱子上面空出来放着诺曼的收音机和航海工具。由于纸莎草在海上就好像香蕉一样随波起伏，船舱地板也就跟着一起浮动，自然，船舱里的箱子和上面的草垫子，还有我们都一样得受颠簸。这就好像是躺在精力充沛的海蛇背上游历大海一样。
站在船舱外面的甲板上也是一样。站在船尾，如果沿着甲板向前看，就可以看到船舷的栏杆随着船底的海浪一同起伏。要是探身舷外去看船帆前面高高突起的船头，就可以看到船头和前甲板在有节奏地起伏，像是要把浪尖看个究竟。突然，船头又一下子陷入大海，除了鸡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条“太阳”号就像是一只庞大的、用鼻子喷气的海怪，一路乘风破浪，咆哮着，喘着粗气，怒吼着，吓跑了前面的一切暗礁和障碍。最奇怪的是船帆和桅杆，它们就像是巨大的背鳍，是用纸莎草捆扎而成的背鳍。桅杆和船舱之间时而足有三英尺，时而又被海浪挤压成一条窄缝，谁要是不小心就会把脚趾卡在地板缝隙里，就会被挤伤。桅杆、船舱和船桥都只用绳子与活动的船体连在一起，因而也可以有一定的活动幅度。若不是这样，我们可能第一天就丧命了。如果我们不是严格遵守古代的规则，而是用钉子连接船身，用刚『性』的木板做船舱，用钢丝绳而不是草绳来固定桅杆，那么我们的船早就被海浪撕成碎片，断成几段了。正是因为船身每个部分都柔软易曲，才使得大海根本没机会折断柔软的纸莎草。航行的第一天，木匠阿布杜拉拿出尺子测量，他发现，船桥、甲板有规律脱离时会裂开整整八英尺的缝，可是过一会儿又会紧紧挤在一起，要是谁的手指被卡在里面可就遭殃了。因此，我们都牢牢记住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后来，慢慢地我们也就完全适应了。我们倒是开始担心这艘草船以后会是什么状况，因为在航行的第二天，它的结构就已经有些松动了。
“康提基”号远征的经验告诉我，在大海里漂游，最为危险的就是有人掉入大海。因为我们不可能掉头逆风行驶，至少凭我们目前的经验是做不到的。而且不管是谁，游得再快也赶不上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有一个大柳条箱，装着六人座的泡沫橡皮救生艇，就捆在船桥的柱子中间。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动用的，而且要放开救生艇就必须砍掉整个船桥，因此我们还在旁边挂了把斧子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即使动用了救生艇，也无法追上“太阳”号，只能互相分离，各自漂流。卡洛？莫里曾经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根六英尺长的救生索，还系上了一个登山运动员用的挂钩。我们就把绳子一刻不离地系在身上，一旦要往船舷外冲就用钩子钩住缆绳、桅杆的支索或是船身的木结构。因此，我们的首要准则就是：不准离开船身。在船上，移动位置之前首先要确保钩子能随时钩住船身的某个部位。
我恪守这个准则，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即使是风平浪静，我也丝毫不懈怠。我还向同伴们讲了赫尔曼？华辛格的故事，他在“康提基”上曾失足落水，幸好被科努特？豪兰德救了。擅长潜水的乔治和中非土著阿布杜拉却不大能理解，他们觉得只要在独自守夜巡逻或是在船尾的横杆上方便的时候系上保险绳就够了。乔治最终将这个规则牢记在心了，因为他意识到这对他很重要。但是我还是时不时看见阿布杜拉在草船边上愉快地哼着小调，他的保险绳像是猴子尾巴一样耷拉着。我终于忍不住要说他两句。
“阿布杜拉，”我说，“这海水比整个非洲还要宽广，虽然乔治能在乍得湖潜到湖底，但是乍得湖还不及这海水深度的千分之一。”
“噢，是吗？”阿布杜拉像是听进去了。
“而且这海里的鱼会吃人。它们都比鳄鱼还要大，游起来也比鳄鱼快一倍。”
“噢，是吗？”阿布杜拉同样回答道。对于新的知识他总是洗耳恭听。
“万一你掉进大海，就会被淹死，被鱼吃掉，你就再也见不到美洲大陆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阿布杜拉咧开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还亲切地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弄错了，”他说道，“看这儿！”
他掀起厚厚的套头衫，『露』出圆滚滚的黑肚皮。原来，他的肚皮上绑着粗麻绳，后腰处拴着三个小皮袋呢。
“有了这些东西，我不会有事的。”他向我保证说。这些皮袋是他父亲给的，皮袋是他乍得老家的一个老巫医填满的。类似的皮袋我在博尔集市见过有卖的，里面应该是装着豹爪、染『色』的小卵石、种籽和晒干的植物碎屑。阿布杜拉把套头衫拉好，好似阴谋得逞了，向我得意地点了点头，好像是在说：这回该放心了吧？阿布杜拉不可能出事的。不过，为了让我高兴，他也答应系好保险绳。
第一次使阿布杜拉吃惊的事就发生在那天一早。他跑过来惊慌失措地告诉我，盐掉到水里面了，水都变成盐水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觉得事态严重，问他尝的哪些坛子里是盐水。
“不是坛子，是那儿！”阿布杜拉一边哆嗦，一边指向大海。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阿布杜拉根本不知道海水是咸的。我向他解释说，从非洲到美洲一路上海水都是咸的。他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反问道：“盐那么贵，哪来这么多盐？”我又从地理的角度解释了一遍，他还是弄不明白。圣地亚哥说过，在船上我们必须省着点用水，每人每天只能喝一升，或者一夸脱多点。可是阿布杜拉说他至少需要五升。因为，他是穆斯林，每次祷告都要洗手、洗脚、洗头、洗脸，而且他一天要祷告五次！
“你祷告的时候可以用海水。”我向他保证。但是，阿布杜拉说不行。他信奉的宗教规定洗礼必须用净水，而海水里有盐，所以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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