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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神气活现的，在开车后的两个多钟头里，他的嘴几乎没有停过，前后左右的乘客他都“唠”遍了，当然作为邻座，我是他最直接的听众了。
“下海口啊？”
东北汉子一上车就咧着嘴满脸热烈地和我打着招呼，豪无保留地把一嘴的酒气喷了我一脸。
“做啥买卖？”
他把一瓶用牙咬掉了盖子的啤酒愣塞在我手里。
“客气啥玩意儿！都是出门儿在外的，不容易！”
我自然无法再推脱什么了，谢过了他，灌了凉凉的一大口酒。
东北汉子很满意地笑了，重重地拍了拍我的大腿。
“学生吧？”
我一下子失落起来，尽管踏上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开始，我就刻意地做出一副走南闯北，老于世故的样子，但却还是让他一眼就看出了自己身上那褪不尽的书卷气来。
我极不情愿地点点头。
“我说吧！”
东北汉子自得地乐了。
“刚出校门儿就来闯海南？行，小伙子有点儿冲劲儿！”
我的心情却没有因为他的夸赞而变得好起来。的确，国家决定开发海南岛，建设经济大特区，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几年前，当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时候，很多人怀疑过，迷茫过，犹豫过，终于错过了大好的机遇，最终眼睁睁地看者那些有胆识的开拓者们成功了，发达了。于是，在开发海南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憧憬着各色机遇的人们终于不愿再错过这诱人的机会，一时间各路淘金大军蜂拥而至，似乎每个人都看到了无尽的机遇和财富在向自己招手，人们仿佛失去了理智一般，疯狂地从全国各地涌向那充满诱惑的海岛。
我不是幻想着一夜暴富的淘金者，更不是投机取巧的冒险家，我之所以加入了这奔赴大特区的洪流，完全是因为另外一番际遇。
从小到大，我都走得很顺，虽然在学校算不得什么学习尖子，但高中毕业后也还是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虽说上的不是什么北大、清华一类的名牌院校，但所学的专业却是很时髦的计算机应用，据说这一行在未来是绝对大有前途的。父母和哥姐们都很以我为骄傲，也难怪，自打我太爷爷那一辈起，我们这个家族中，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咱家还是在咸丰年间出过一个秀才呢！”
父亲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晚，在饭桌上咂吧着小酒盅里的“二锅头”，毫不掩饰我给他带来的自豪。
我因此成了我们家族里一百多年来最大的骄傲。
大学里，我倒也循规蹈矩，谈不上刻苦用功，但也从没让老师和同学说出个“不”字来。本来吗，象我这样出身于普通市民家庭，自小按部就班地读书的孩子，是很少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人家形容这样的女孩子是什么“小家碧玉”，而对男孩子则没有什么特殊的定义，总归也差不太多了。大学的生活很轻松，也很绚烂，象所有我这个年龄和经历的男孩子一样，我也赶赶这样那样的时髦：跳跳舞，虽然跳得不怎么样；踢踢球，尽管踢得也不好；追追女孩子，当然一个也没追上。但生活还是让我很满足，很惬意，直到我大四那年寒假前的那个让我永远悔恨的夜晚。
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冬夜，很厚的雪裹了北京城。期末考试已经全部结束了，再有两天我们就该放寒假了，晚饭过后，我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到学校溜冰场滑夜场，其中一个同学还带了一个刚交的校外的女朋友。我们滑得很开心，我还不时地在大家面前卖弄一番我的冰上技巧，其实我也滑得不怎么样，不过比起那几个南方的同学来，我就显得很出众了。正当我们滑得尽兴的时候，忽然场外来了几个很张狂的年轻人，一进场就气势汹汹地直奔我们而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接着在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我那个带着女朋友的同学和他的女友打翻在地了。当然我和其他的同学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我脱下冰鞋，舞动着冲了上去，然后我看到一片热汽腾腾的血光，听到几声凄厉的哀号，有人倒在明镜般的冰面上，我手中的冰鞋上冷冷的冰刀上滴下血来。
十五天之后，我从区公安分局拘留所中出来之后才知道，原来我那个同学抢了别人的女朋友，那女孩子原来的男友是个社会上的待业青年，一气之下带人来找我的同学算帐，我的冰刀让他的同伴头上足足地缝了二十针。寒假过后，我回了一趟学校，不是去上课，我搬走了宿舍中的行李，学校布告栏中昭彰地贴着开除我学籍的公告。
父母苦了脸，仿佛着了霜打，蔫蔫的，哥姐们把遗憾写在脸上，伤感地对我没完没了的叹息，好象在悼念一个死者。我忽然感到彻骨的冷，虽然春已经绿了京城灰色的街。
“你可怎么办哪！”
母亲每天都会把这句话唠叨上一万遍，而且是一万遍地带着哭腔。
“咱们家可是一百多年才出了一个大学生啊！”
父亲把我爷爷的老年痴呆症的遗传基因提前显现出来，浑着一双网着眼屎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从早到晚只会说这一句话。
“早知道我就不接爸的班，让给你！”
我最小的姐姐满脸歉意地对我说，恨得我差点儿把一腔的泼骂全摔在她脸上。
我开始满北京城疯了似地乱撞，认识的，不认识的单位；熟悉的，不熟悉的朋友，只要能给我找份儿差事，让我能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能不再每天面对那些谴责、惋叹和怜悯，让我干什么都成。终于我的一个“发小儿”给我谋了个活儿，到一家小旅行社当导游，虽然我大学没毕业，但英语水平却还凑合，连比划带说，应付几个老外也还绰绰有余。导游这工作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北京可以说是个肥差了，不是说工资有多高，主要是这工作“外快”多，你把旅游团带到哪家饭店就餐，哪家商店购物，人家不得给你回扣啊！再说，象我工作的这家小旅行社，本来管理就不严格，老板、雇员都是能捞就捞，得骗就骗，这样的旅行社当时在北京绝不在少数，人家都管它们叫“野鸡社”。头一个月上班还不摸门，人家给回扣的时候象是怕扎了手，一个劲儿地往后缩，不过，人们不是常说吗，学好不容易，学坏可快着呢，何况有谁还怕钱多了扎手呢？上班第二个月，我把一条“万宝路”甩给我那让嫂子管制得只能抽两毛一包的“北海”的大哥时，他一个劲儿地跟我嘀咕，是不是我抢了银行什么的。
大约是我在二十二岁以前太顺，把运气都用完了，自打被学校开除后，倒霉的事儿就没完没了。导游的差事刚让我活得象个人了，就又遇上麻烦了。为规范和整顿北京的旅游市场，旅游局动了真格的，拿我们这些“野鸡社”开刀了。面对着一纸停业整顿通知书，老板二话没说，拍拍屁股走人，欠了我们大半个月工资，还晾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欧洲团队。看着那些对我叽哩哇啦乱叫的洋鬼子，我还气不打一处来呢，丢下一句“FUCK YOU！”转身也开溜了。
整顿旅游市场之后，想再干导游可就不行了，因为我还没有正规的导游证，原来的老板曾经许诺给我办一个，可还没等他把申请表替我交上去，就关门大吉了。没有导游证，正规的旅行社是万万不敢用我的，这刚直起的腰板儿又塌下来了，心里只能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当初没存下点钱，天天纠集着一般狐朋狗友胡吃海塞，把挣的钱都造了个精光，如今连我大哥还不如，想抽根儿烟，还得蹭他的。
我终于又不得不面对父母和哥姐们苦大仇深的脸了。
2
车外的雨小了，我把车窗拉开一道逢，一阵湿润的夜的气息倏然间袭进我的肺腑，说不出的清爽。
身边的东北汉子仍然沉睡在浓重的鼾声中，嘴角晶莹地荡着一个悠悠的涎丝。
我把喝干了的啤酒瓶从窗逢中塞出去，遥远地传来一声破碎。
“下海南做啥营生？”
东北汉子不依不饶地追问着我。
天知道我下海南是要做什么！
我现在心中膨胀着天大的理想，脑子里却空得没有半点主意。
四月的北京满城飘着讨厌的柳絮，一个劲地往人的鼻子眼儿里钻，一定是缺心眼、少智慧的人当初想起来在城市中栽种柳树这样招人烦的树种。
我一只脚蹬在马路涯子上，停下自行车，专注地对付着鼻腔中那团团缠绵不休的白絮。
这是我离开旅行社后的第三个星期了，工作还没有着落。那些国营或者集体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