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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叫到我名字的是“沪海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我忐忑地在招聘展台前的椅子上坐下来，紧张地注视着展台后面两个掌握着我命运的男女。俩个负责招聘的都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男的长了张不大讨人喜欢的尖尖的脸，颊上的每一块骨头都暴露在没有肉的面皮下；女的很矜持的样子，倒有几分雍容，不过她那居高临下的神态让人感到难以逾越的距离感。或许他们原本是应该拥有这样一付嘴脸的，谁让他们拥有这样一份足以自傲的权力呢！
“叫什么？”
听上去象是我被公安局收审时，预审课警察的强调。
“王亦凡。”
象面对警察时一样，我诚惶诚恐地回答。
“哦，你就是‘黄亦凡’。”
男人抬起很薄的眼皮，翻了我一眼。
“对不起，是‘王亦凡’。”
男人看看我，又看看登记表，脸上有些不快。
“没错，是‘黄亦凡’哪！”
我明白了，感情这家伙的普通话也是半吊子，“王”、“黄”不分。记得小我们胡同里有一个上海男人，是当年插队是找了个北京知青做老婆，返城时落户到了北京，也是一天到晚的把“黄瓜”说成是“王瓜”，弄得那些卖菜的还以为是什么进口的新奇品种，一个劲儿地检讨自己的孤陋寡闻。
“黄亦凡”就“黄亦凡”吧，只要能给我份工作，哪怕叫我“黄世仁”也没什么。
我在登记表上填的工作意向是“计算机管理及软硬件开发”，女人看来对这方面还比较在行，故作高深地问了我几个相关的问题，虽然问题有些肤浅，但看得出至少她比那个在一旁插不上话的男人要内行多了。
在学校时我并不是一个多么勤奋的学生，象我们这些大城市的学生，在大学里多半不太用功，主要是学习以外让我们可以分心的东西太多了，不象那些来自小城市或者农村的同学，除去学习就几乎没有任何爱好了。但此刻面对着招聘者提问的这几个简单的问题，我还是应答准确，驾轻就熟的。
女人对男人看了一眼，微微地点点头。
我的心更加狂乱地跳起来，从她的表情是我看到了希望。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上苍对我偏爱和眷顾呢？在我到达海口的第二天，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就摆在了我的面前，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吧！
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去拥抱那矜持的女人，尽管她始终没有对我露出半点笑模样，我还是觉得她那张不年轻的脸光彩照人，异常可爱。
“你的学历证书带了吗？”
男人的语调比刚才和缓了不少，却让我已经平复的不安又忽然强烈起来。该死的学历证书，那是我的最痛的伤疤。
我抖抖地摸出肄业证明，摊到他面前。
“肄业？”
男人细细的眉毛挑得立了起来，象小时候我们逗的蛐蛐昂扬的触须。
女人也凑过去看，嘴角忽然得撇了。
我的心在这一瞬间发起冷来。
“大学三年半，还差一个学期。为什么不读完？”
男人脸上颇为不解。
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地才让学校的学生处没把“开除学籍”的字样写在肄业证明上的，现在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对他解释。
“不会是因为家里困难，读不下去了吧？”
女人怀疑地盯着我一阵冷，一阵热的脸。
“肯定不是，就差半年了，怎么也能坚持下来的！”
她接着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男人忽然诡异地笑了，把头凑向我，声音压得低低的。
“是不是把哪个女同学的肚子搞大啦？”
他暧昧地说着，转头对女人眨了眨眼睛。
“讨厌！”
女人捂了嘴很惬意地笑着。
我觉得有火往天灵盖上撞，眼前热热的雾气笼了一切，咬紧了嘴唇，极力克制着自己，这才没有把他们的桌子掀翻了。
“那是为什么呀？”
男人依旧一脸的坏笑。
我默然不语，心里空落落的，无助的感觉让我的鼻子忽然有些发酸。
“偷东西？”
男人继续猜测着，饶有兴趣的样子，大约这一上午的无聊都要在我身上发泄出来。
我最恨小偷，也最恨别人把我当作小偷。
“砍人！”
我终于无法忍受他的揶揄了，咬了牙狠狠地吐出两个字。
“什么？”
他似乎没有听清我说的话。
“拿—刀—砍—人！”
我一字一句地重复着，故意渲染出一片血淋淋氛围。
男人和女人的脸几乎同时僵住了，象两具在极度恐惧中死去的尸体，白惨惨的，全部肌肉和皮肤都紧缩了，一动不动。
我撞翻了身后的椅子站起来，在自己凄厉的笑声中离开了“沪海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的招聘展台。
我迷茫地走出名苑宾馆的大院时，没有找到任何一家肯录用我的单位。
6
正午的太阳亮得让我眼前直发黑，在海口炽热的五月天中，我冷得抖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瑟缩着漫无目标地往前走，这是我开始外出求职的第四天了。四天来我几乎一刻也没闲着，转了半个海口，撞进了记不清多少个单位的大门，遭了无数的白眼，全都是因为我怀里那张“肄业证书”。
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中，不论你走到哪里，只要那些手握权柄的人们的头脑中僵化的阴影还没有散尽，象我这样曾经沾染过污点的人，就永远要被打入不受欢迎的另类之中，笼罩在人们鄙视的目光下，不管身在何处。在北京饱受的冷遇，并不会在海口消失，这是一个不允许犯错误的社会，这是一个还远没有进化到足以让人们摒弃世俗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你只有永远象一个新生儿那样纯洁、干净，才能赢得人们的喝彩，即便这个新生儿是一个弱智、低能的东西。
我可以蔑视那些永远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家伙，却不能无视自己依旧漫长的人生的寄托。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有责任，也必须担负起自己的生活，尽管或许永远无法达到当年幻想过的生活和成就的顶峰，但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的年轻人，都会在青春之火熄灭之前，不休地憧憬多彩绚烂的未来。在踏上海南的红土地的那一刹那，我就早已把自己的后路截断了，如果在这样一块百业待兴的处女地上还找不到我成功的立足之地，那留给我机会恐怕就很少很少了。为了活得象个人，象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我还得奋争下去，直到成功，或者死亡。
我使劲晃了晃沉沉的头，努力地摆脱着难尽的沮丧，继续往前走。
我走过一家邮电局，透过玻璃看到里面长途电话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等着给远方的亲人报平安的人们。
京城中的父母，此刻一定是垂了泪，苦等着我这不肖的游子，大哥是不是会在焦灼不安中被电锯伤了手？我又想到他颤颤地捧给我的那一千块钱时，那双粗裂的手，那十根关节暴突着的指头。
我推开邮局的大玻璃门，走了进去。
邮局里的空调很足，倏然之间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季节。几个坐在柜台后面的小姐甚至夸张地穿了长袖的制服，让我暗暗地不平。
我填了长途电话单，交过五十块钱押金后，排起了队。
打电话的人很多，电话却只有两部，几乎所有等待着通话的人们都是一脸的焦灼，而在轮到自己通话时，又一律地忘情地无视了他人的等待，漫长地倾诉着思念，夸张地渲染着见闻，欣喜若狂地鼓吹着真真假假的成功。
我该对家人们说些什么呢？今天是星期四，除去已经退休的父母，家里没有其他人。胡同口叫传呼电话的大妈最好能少罗嗦几句，帮我省点儿电话费，上次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打电话，那大妈盘问了人家好半天，就差问人家姓名、住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了，过后还一个劲儿地跟我妈打听，是不是我快要给她娶儿媳妇了？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这回可不能跟她说我是从海口打回来的电话，要不然她一准问个没完没了；不说也不行，那个包打听的老娘们儿，保证早就知道我下海口的事儿了。干脆，我就不说我是谁，要么就假装我三舅他们家二小子，我那个表弟说起话来没轻没重的，整个一个“愣头青”，冲她两句，让她少罗嗦，省下钱多听听老头老太太的声音也好啊。
可我对父母说什么呢？当然先要报个平安，然后他们一定会问我找工作的情况，我当然可以用刚到海南几天，还没来得及去找工作来搪塞他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