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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熊婆婆讲，靠南边的一片空地，是一帮河南流浪汉的据点，住的二三十号人，几乎全部是河南人。
在“河南帮”的一家窝棚里，我们遇见一位40岁名叫梅旺兴的汉子，他说来汉有3个年头了，家里有老婆，有两个娃子，遇到农忙就回一趟家，没活的时候就出来挣钱，捡破烂。在这里的河南人绝大多数也都是他这种情况。至于这片“河南帮”窝棚部落的“发祥史”，他说他也不清楚，然后指着一位坐在窝棚前晒太阳的老汉说，那是“王瘸子”，脾气又坏又怪，算是这里的“长老”，可以去问他。
我们走过去，和“王瘸子”搭上话。他饶有兴趣地聊起我们提问的话题。他说这一片“河南帮”并不是有组织、有意识形成的，而是东南西北凑到一块的。最开始这里只有少数河南人搭棚子住，后来流浪到这里的河南人发现这是块“宝地”，于是越聚越多，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据说规模最大的时候曾有四五十个河南人住在这里。
“王瘸子”本名叫王本第，河南驻马店人，今年已经66岁了。因老伴死得早，在家跟儿子媳妇过得不顺心，自己便干脆出来流浪了。1990年，他来到武汉，此前已经转了6个省。因为腿脚不便，别人喊他“王瘸子”。
和其他老人一样，“王瘸子”也喜欢聊他的“光辉历史”。他说，说起来自己算是个文化人，解放前读过两年书，解放后又读了3年书。1957年，他曾在家乡做过通讯员，还担任过扫盲主任和教师。
在1958年的饥荒年代，他跑到青海逃荒。1959年到了甘肃兰州，在那里考上了甘肃师范学校。学习3个月后，被分配到甘肃大学附属班团结二校教书。两年后回到家乡，才知道父亲、哥哥已经死了。1964年，他媳妇也死了，留下两个儿子。这时，上面要他去当干部，他心里正伤心，加上儿子无人照料，便没有去做公差。
儿子结婚后，他从家乡出来帮人修补房子，还在药厂做过饭。1990年，他来到汉口，由于年龄大的缘故，找不到事做，便四处流浪，以捡破烂收破烂为生。他指着身后的窝棚说，“这就是我的高楼大厦！”
“王瘸子”很诡谲地对我们说，今年夏天很热的时候，有个四五十岁的女人也上门来找他，说5元可以和她做一次交易，被他赶走了。
“我不玩女人，对女人没兴趣！”“王瘸子”指着垃圾场靠近路口的一个窝棚说，那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就住在那个棚子里，是应城人，和一个快70岁的男人住在一起。女的专门勾引捡渣子的，做皮肉生意，男的则负责在外面望风。
“王瘸子”指着李宇新的相机，说：“你拿着相机，我一看就知道是记者。你要为民除害，把那对狗男女从这里赶走。他们男盗女娼，赚捡渣子人的钱，是败类！”“王瘸子”说得义愤填膺，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激动时，还摁着右腿努力从地上站起来。
7、“瞎子”王立南
按照“王瘸子”的指点，我们来到垃圾场西北角靠近出口的一个窝棚。跟其他的窝棚相比，靠出口的这排窝棚搭建得要牢固得多，空间也占得大些，而且还有木栅门。“王瘸子”所说“应城女人”的那间棚子，门上挂着一把锁。显然主人不在家。
我们刚要离去，一个眯眯眼的中年男人向我们走来，满脸绯红，口中冒着酒气。他穿着一件还算整齐的夹克衫，脚上踩着一双皮鞋，看打扮不太像捡渣子的。他像熟人一样和我们打招呼，说：“我看你们两个在这里呆了好几天，是不是记者？我有事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说着，他把我们拉到十几米外的另一个棚子门前，说：“我就住在这里。”然后打开门，请我们进去坐。
他说：“你们是不是想找那个棚子里住的人？”然后指向“应城女人”棚子的方位，“他们是拉皮条的，我最清楚。一到夜晚，女的在棚子里接客，男的到外面拉皮条，做的都是捡渣子的流浪汉的生意，便宜得很，几块钱一次。那男的还找过我，我没干。”
“他们现在人不在，是不是也出去捡渣子去了？”
“他们才不捡渣子呢！有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他们了，偶尔回来一下，神出鬼没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说了一下“应城女人”的情况，眯眯眼的男人开始讲他自己的事。
他说他叫王立南，43岁，武汉黄陂人，1990年患上白内障，眼睛只能看清1米内的范围，人们都喊他“王瞎子”。“你们要是记者，能不能帮我登登报。如果能帮我使眼睛恢复正常，我将感恩戴德一辈子！”
原来这就是他找我们的原因。我们说我们不是记者，只是到这里来拍照片。他连忙转口说：“那也行，你们帮我多拍两张，到外面宣传一下！”说着，他就摆起姿势让李宇新拍。
拍了几张，“王瞎子”就坐在床头讲他的流浪故事。18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就独自一人四处漂泊。来到这个垃圾场已经4年了，其间到一家公司上过班，腿部因工负过伤，留下了一条永久的疤痕。说着，他扒开裤子给我们看腿上的伤疤。
“我是个造孽的人哪！”说着说着，“王瞎子”的眼泪就滚出来了。他指着床头一只盛着汤菜的小桶说：“这些都是我到餐馆里捡的别人吃剩的，我就是吃这样的饭菜！”
我说：“看你穿的也挺不错的嘛，哪像个讨饭的？”
“王瞎子”苦笑了一下，说：“说起来你不信，我有两套衣服，身上这套是出去教别人跳舞穿的。”他又从床头架上拿出一套脏兮兮的衣服，“这套，是专门用来捡渣子、讨饭穿的。”
原来，“王瞎子”有跳舞的爱好，每天早6点、晚7点，都会去附近滨江公园的露天舞场里跳舞。他说自己的舞跳得非常不错，会跳国标，在公园里还带了几个徒弟。说起跳舞，“王瞎子”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还张开两臂，摆出跳舞的架势。
“每天早上起来，我穿上这件体面的服装，到公园里去跳舞，跳到9点多钟回来，马上就换上那套乞丐服，拿着袋子到外面去捡渣子。你要穿得好了别人不会施舍给你啊！下午捡完渣子回来，再换上这套干净的衣服，晚上7点钟又到公园里去跳舞。”
这真是一种荒诞、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生活！一个“王瞎子”，在生活里不停地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街头拾荒的乞丐，一种是公园里的舞蹈老师。两种角色的变换，依赖的是不同时间为配合不同身份而准备的两套不同类型的服装。
“教别人跳舞能赚到钱吗？”
“王瞎子”笑了笑，说：“我跳舞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用娱乐充实烦恼，在舞动中麻醉自己的神经，使自己不去想个人生活中的痛苦和忧愁。”“王瞎子”说话还颇有哲理意味，“如果别人说我教得好，象征性地给点报酬，我会接着；如果不给，我也不会找人要。”
话题转到跳舞上，“王瞎子”的话就越来越多，情绪也变得高涨。我们要走的时候，他还叮嘱我们一定抽空到滨江公园的露天舞场去看他跳舞。
离开“王瞎子”的棚子，已是下午5点钟。天灰蒙蒙的，整个垃圾场却变得热闹起来：外出的流浪汉们陆续回来了，他们三五成堆地扎在棚子前聊天，或打着扑克牌；熊婆婆和哑巴又开始清理一天的收购品，在那里手脚如飞地打扎包裹；南边矮墙旁一字排开的砖灶上空也升起袅袅青烟，乞丐们已在埋锅造饭了。
走出工地，碰到几个附近的小区居民，他们说，这帮乞丐和流浪汉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四年了，每天经过这里都是恶臭扑鼻，影响市容不讲，还让他们觉得很不安全。但这些人看起来又非常可怜，把他们赶走又于心不忍，所以只有等待着工地施工的一天，让这个“垃圾王国”自然而然地自生自灭。
第十章 都市里的“磕头帮”
1、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
——他拼命磕头，几乎一秒钟一个，这种带自虐倾向的架势看起来让人觉得可怜，而且有些残忍。
——“别看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好的话，一天能讨三百块钱！”
——最开始，武汉市几乎所有的磕头乞丐都是一伙的，他们来自安徽、淮北。
——许多磕头者身边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租金10元钱。
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
2002年11月2日，晚上8时多。
我在武汉市最繁华的江汉路一带转悠。江汉路是一条百年老街，也是全国知名的步行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