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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点钟，我一觉醒来，又出去楼上楼下地寻找目标。突然，在二楼一处有水龙头的池子旁边，我看到了那个“女中专生”和另一个年龄和她相仿、个子比她矮的女孩正站在那里洗东西。
机不可失！我走过去，说请让我洗洗手。她们两个侧身把水盆端在一旁，并没有看我。我边洗手边很随意地问，你们是不是也住在这里？那矮个女孩冲我点点头，但是不吭声。我继续找一些话题。那“女中专生”突然拿眼睛扫了扫我，然后露出一副很警觉的样子。
她的表情有些异样。我担心她是否认出了我，因为上午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我曾找她说过话。我正想该怎么进一步和她们接触，那“女中专生”已经拿起水盆顾自走开了。
我问那矮个女孩，你们是不是在一起的？那女孩终于开口了，露出一口四川方言，说你这个人好奇怪，问那么多问题干什么？然后她又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一个流浪汉，今天刚到武汉，就住在这家旅社的一楼。又问她，武汉哪个地方容易讨钱？我说我是一个在地上写字讨钱的乞丐，说着还拿出一张照片，那是本书的摄影作者李宇新为我拍的一张在商场门前的地上写字的照片，没想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那张照片终于打消了矮个女孩的疑虑。她把照片看了半天，说，原来你也是个讨饭的！我顺势问，你是做什么的？她说和你差不多。然后再也问不出别的什么了。
矮个女孩告诉我她住的房间，并爽快地说晚上有空可以来玩。晚饭后，约8点钟，我找到那女孩所说的房间敲了敲门，门开了，是一个双人间的小客房，里面只有矮个女孩。我说你们不是有两个人吗？她说另一个出去了，只有她在。
同是天涯沦落人，那女孩说话自然放开了许多。她说她叫姚小红，是四川人，今年17岁。另外一个女孩真名叫刘丽，和她是一个村的，比她大两岁。她们都是初中毕业，本来闲散在家，后来听说同村有几个和她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在城里假装学生乞讨，每月都给家里寄回不少钱，于是她们也效仿结伙来到武汉，用同样的手段骗钱。
我问她用这种办法一天可以搞多少钱？姚小红说，她们来汉还不到一个月，此前曾跑过成都、重庆、长沙等地，起先这种办法很灵验，1个月下来能讨两三千元钱，后来干这个的越来越多，另外报纸也都在揭露她们，现在讨的钱少多了，每天平均下来只能讨二三十元钱，除去吃、住的费用，落不了多少钱。
姚小红说运气很重要，有时碰到有钱的好心人，一给就是100元，她说在成都就碰到一个人，一下给了她300元。“可惜这样的人太少！”姚小红说。
据姚小红讲，她们乞讨时所用的“学生证”、住店时需要出示的“身份证”都是花钱找人做的。“办假证的到处都有，不光在武汉，重庆、成都也到处都是，花30块钱就可以办一个，方便得很！”
我问，父母知道你们在外面做这个吗？姚小红点点头，说隔一段时间她们就会把钱寄回家，放在身上也不安全。我说你们这是骗人，不道德，手脚好好的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呢？姚小红反问我：你手脚不也好好的，你为什么不去找事做？
晚上离开姚小红房间的时候，我始终没见到刘丽回来。第二天，当我起床再到她们房间去时，里面已经没有人了。我想，也许她们正胸挂纸牌、跪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用一双还很稚嫩的手，接受着人们复杂的目光和同情的施舍。
4、高中毕业的“乞丐”：赵奎刚
赵奎刚是我流浪的日子里所认识的学历最高的“乞丐”——高中毕业。当然，他也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乞丐，和四川妹子姚小红、刘丽一样，他是假扮“身世贫寒”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看到赵奎刚是一天下午4时许，在武昌洪山商场前的人行道上。他也是那种典型的“学生乞丐”打扮，穿一身学生运动服，背着一个黄色的有些破旧的书包。惟一不同的是，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他是一个“山区的贫困家庭”的学生，“今年9月份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家庭无力承担“每年4000多元的学杂费”，“学校保留他一年的学籍，等筹集够了学费后再去复学”，无奈，他只好“跪坐街头，乞求好心人的资助”。
赵奎刚的确长着一副学生的样子，文文静静的透着一股书卷气。和其他“学生乞丐”对别人的盘问缄默其口不同，过路行人问什么，他都彬彬有理地回答。譬如问他：“你考上的是北京哪所名牌大学？”他会很礼貌地告诉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今年刚考上。”还会补充一句：“我是2002级的新生，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到学校去问。”
他一脸诚实的样子，足可以打消旁人的任何疑虑。因此围观的人也是你1元、我5元地给。我看到他半个小时的时间，收到的“捐助”竟有30元之多！
傍晚时分，在忙活了近2小时之后，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贫困新生”准备“收工”回家了。当他整理好钱物起身离开时，我跟了上去，说我也是从外地来的，家在湖北农村，家里很穷，在武汉已经好几天没找到工作了，现在身无分文，刚才看到他在这儿挺挣钱，想跟他学一学。
他把我打量了半天，露出满脸狐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元钱的纸币塞进他的书包里。原本一脸严肃的他态度开始缓和起来。他问我是哪儿的，然后又问我来武汉多长时间，有没有亲戚朋友或者熟人。我说我在武汉是独身一人，现在的确是走投无路，再三央求他能帮我一把。
跟着他走了大约两站路，他才停住，小心地看了看周围，对我说，想让我教你不是那么简单的，起码要请吃顿饭。
我连说“没问题”，在武汉大学前面找了一个兰州拉面馆，我把“师傅”请了进去。
我为“师傅”要了一碗兰州拉面，还叫了一瓶啤酒。几杯酒后，他开始来了精神。他告诉我，他叫赵奎刚，老家在湖北红安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今年他高中毕业，参加了7月份的高考，但成绩不理想，离录取分数线还差几十分。本来想复读，但想想自己不是上大学的料，于是9月份来武汉打工。先是在工地上帮别人干苦力活，但他嫌太累，不久离开了。
正在武汉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看到武汉街头有人假扮学生讨钱，收入还不菲。这让他大受启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干呢？于是他把家乡高考落榜的同学、同村里20岁上下的好友叫到武汉，一共来了6个人。先是花钱在街头为每个人都办个假学生证，然后挑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在牌子上写上一些可怜的故事。接着就开始分工，为每个人划定武汉的一块城区，白天分头在各自的地盘上讨钱，到了晚上就回到在武昌合租的一套房子里。
赵奎刚说，这样讨钱比给别人打工强多了，逢双休日收入最好，一天可以弄个100多元的收入。他说现在很多人对“学生乞丐”都不太信任，甚至有些人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他们还是会给钱。“很多人会这么想，如果这些学生不是真的很可怜，也不会跪在地上用这种办法骗人！所以明知道是假的，他们也给钱。”对施舍者的心理，高中文化程度的赵奎刚有他的分析和见解。
至于所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奎刚说，今年他有一个同学考取了这所大学的这个系，他乞讨所用的名字也是这个同学的，所以要是真的有人打电话到学校去查，他也不怕“穿帮”。
赵奎刚还向我传授“经验”，干这一行最怕警察追查，弄不好要被收容遣送。为防万一，最好隔两三天到武昌火车站的出站口捡一张别人丢在地上的火车票，遇到警察盘查，就说是刚到武汉没两天，很快就回去，这样就不会惹上麻烦了。
吃完饭后，我提出到他们6人租住的地方去看一看。赵奎刚不同意，说他们住的地方对外人是保密的。“哪天你要把我们供出去，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5、体验“学生乞丐”
“学生乞丐”现象在武汉出现了有近两年之久，一直“繁盛”不衰。虽然屡经媒体曝光，许多市民已经知道这是个骗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学生”前赴后继，那么多的“观众”大方施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