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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建立“第二武装”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
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江青有野心。”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别着急，慢慢来。”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装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
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祝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