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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一九七三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象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
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仟悔之意的信：洪文、秀珍二同志：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
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春桥“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十三章 建立“第二武装”
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周恩来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