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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
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
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钳工）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工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黄金海（车工）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化验工）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谢鹏飞（锻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王洪文（保卫科干事）上海八二二厂岑麒麟（技术员）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
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